他出身在"工业资本家"家庭，却依靠助学金念完中学；他是南方人，却早已"北方化"；从他进入大学那年算起，他和石油打交道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从当年的"大庆会战"到发现名声大振的冀东油田，他都身处其中。尽管年逾古稀，找石油依然是生活的主题。
又冷又饿忆大庆1936年方宏长出生于广东新会，排行老四。他的父亲是雇佣了大约三百人的胶鞋厂厂主，按成分划分，是个"工业资本家"。和电影里的洋车、别墅不同，方宏长小时候并没有享受这些资本家子弟的待遇，而是和家人住在工厂里，和工人泡在一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进入恢复生产时期。随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方宏长父亲的工厂接到雪片一样的订单。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当时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一方面使方父受到了批斗，另一方面使得工厂做鞋原料紧缺--那时必须从东南亚进口的天然橡胶无法得到货源。很快，方家的胶鞋厂宣布破产。
一夜之间，方家连栖身之所都没有了。念高中的方宏长只得申请助学金完成学业。1955年接受老师的建议，他报考了当时的北京石油学院。随即，开始了漫长的石油生涯。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1960年初，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石油科技人员和四万多名职工汇聚大庆，掀开了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序幕。同年九月刚从北京石油学院地质系毕业的方宏长和同学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荒漠。这一待就是十年。那时为了保密需要，方宏长们给家里写信时单位的名称都是"农垦十四场"。
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除国家投资的７亿多元全部收回外，还为国家积累了３.5亿元的资金。随着一罐罐石油源源不断地从大庆运往全国各地，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宣布：中国已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随后掀起"全国学大庆"活动，大庆的真名才正式对外公布。"刚去大庆油田时，很多家长都以为孩子去农场工作了。"现在回忆起来，他乐得不行。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年轻的方宏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工作，但也需要经常在野外考察，通过对油田产量的大小、含水的高低、油气的比例变化诊断油井的生产是否正常。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凛冽的寒风，东北的严寒令从小生活在广东的他心生畏惧。他戴着能遮住耳朵的狗皮帽子，身穿大棉袄、罩上棉裤，戴手套，武装得严严实实。他就这么日复一日笨拙地奔跑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由于夹着眼镜不方便戴口罩，鼻子就成了唯一不被保护的部位。
几个月的寒冬过去，鼻子开始感觉冻得疼，发红发肿；再后来没什么感觉，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就像撕面具一样，鼻子能撕下一层死皮来。"方宏长笑嘻嘻地说。然而，和严寒比起来，大庆留给方宏长更加强烈的印象莫过于饥饿。1959年到1961新中国经历了最困难的三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为大庆会战队伍的一员，"基本上还能吃饱"。1960年方宏长来大庆报到的时候，每个月可以分到34斤口粮，过了几个月便降到了每个月30斤，再过几个月降到了每个月20斤，甚至1961有两个月每月口粮只有18斤。"那时候都是壮小伙子，吃饭也没油水，哪够吃啊！"提起这段艰难岁，方宏长心有余悸。当然，作为一线的工人比他们搞科研的人分配的粮食多些。科研人员一个月18斤口粮时，工人一个月差不多30斤口粮。但即使是这样"仍然不够吃，好多人浮肿，成天感觉饿。"大庆会战的光辉成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造就的。1963年，毕业四年后，方宏长成了同龄人中较早被提拔的一批，成为地质师。他的工资从每月55块涨到62块。此后十几年工资就再没有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经历了十年大庆油田的艰苦岁月，1969年10月方宏长从大庆出来，响应支援"三线会战"的号召。"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一线的大庆油田靠近苏联，当时就提出必须要在三线找更多的石油。"方宏长如是说。这样，方就被派到时称"五七油田"的湖北江汉油田工作。相比大庆油田，江汉油田的自然环境没那么恶劣，"但也很苦。"在江汉油田，他们住的是竹棚房。所谓的竹棚房就是拿竹子搭架子，房子外面拿泥巴糊上，屋里拿报纸糊上的房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屋外的蛐蛐声、隔壁邻居的说话声声声入耳。就在这简易的一长溜的竹棚房中夹杂着方宏长的新房，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就在简陋的竹棚房中落定了。
三年以后，作为当时石油部的研究单位，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方宏长被抽调回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从满世界找油的迁徙中，方宏长终于回到北京，开始了10多年的相对安逸生活。
冀东油田：科研改革的产物1988年的春节和往年没什么不同，唯一让方宏长感到意外的是当年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张邦杰亲自上门给他拜年。春节过后，意外又来了，院里派出十多个人去冀东油田搞开发，其中就有他。
当时冀东油田属于大港油田的一个探区。冀东油田有所发现但产量很不稳定。整个都是水网区，到底有多少石油储备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来弄清楚。当时大港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港东、港西、王官屯。大港油田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发展冀东。
同时，1988年国务院下达了加快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29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联合体。""科研构可以和企业互相承包，实行联合经营，或进入企业和企业集团，或发展成科研型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石油部部长的王涛想把冀东油田搞成科研生产联合体，把机构搞得比较精简，把研究院和油田的人混合编制，"不像以前一样搞得像个小社会。"当然，把冀东油田从大港分离出来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冀东油田的位置是属于河北，大港油田是属于天津。大港油田上税到不了河北。从这个方面来看，河北省的相关领导也极力想把冀东"独立"出来。
1988年年初的大港油田汇报会上，石油部王涛部长提出了由研究院承包冀东油田的方案。为确保大港油田集中精力搞好中部和南部的勘探开发工作，将地下和地面条件最为复杂的北部地区和南堡凹陷单独划出，由研究院实行总承包。承包的总目标和任务是：在1988年到1990年的三年间，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1亿吨，建成原油生产能力100万吨，1990年生产原油60-80万吨，在南堡地区建成一个综合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比较高的科学实验田，并为提高东部地区复杂油田的勘探摸索新的经验。
在大港油田向冀东油田交接行政管理的大会上，大港油田的副总经理--负责勘探开发的老总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当场潸然泪下。搞科研的人觉得冀东油田是块难啃的骨头，搞勘探的人觉得地下有资源肯定能搞出来，只是迟早的事，因而极为不舍。
心情随石油产量起伏作为冀东油田首任勘探开发部经理、副总地质师，方宏长还记得当年来到冀东油田看到的景象：大港油田留下来的几台老机器、几口井，遍地开花的养虾池以及白灿灿的晒盐场。相比较而言，这里的条件不会比他经历过的工作环境更差，但也会不了多少。
冀东油田附近很多农民都把养虾作为生计。每年九十月农民都会把养虾池的水放干，拿推土机把土翻一翻，来年三月再升不上去就很恼火。要知道，当时成立自负盈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可是向银行贷了钱的。油田只有生产发展了，产量上去了，才能还钱、吃饭。
晚上，回到住所，方最怕听到电话铃声。"晚上有电话响肯定是工地上出了事。"勘探开发部要决定在哪打井以及用什么打法，一旦油井出事方宏长必定要到现场指挥。很多个披星戴月的夜里，方和同事们都在施工现场和住所之间奔走着。井喷溅到身上的石油必须要用柴油或汽油才能洗干净。
对于年轻的同志来讲，在油田生活最难忍受的恐怕是孤独。现在发现大油田的南堡地区，方宏长记得当年就在那打过一口井，只不过没什么产量。派了几个工人在那里看守，就在中间的一个小平台上，周围全是水汪汪的盐池，一个人也没有。方宏长和当时石油勘探开发科学院的副院长张邦杰去看他们的时候，工人们开玩笑说，"总算看到别的人了，领导啊，多来看我们吧。"1988年3月19日，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院长翟光明在冀东油田的大礼堂里做了承包南堡油田的动员讲话，他指出，"根据我院的研究成果和大港油田的资料，这个地区的资源量大体上有10亿吨……"当时很多人将信将疑。
几乎二十年后，5月3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传出：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这是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石油勘探方面最激动人心的消息。"中石油规划从2008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南堡，到2012年南堡油田原油年产量将达到700万吨，加上陆上产量300万吨，届时冀东将成为中国石油又一个千万吨油田。"中科院院士、中石油副总裁贾承造说。温家宝总理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1988年，方宏长到冀东油田，当年产量从15万吨上到18万吨，"使了吃奶的劲"。三年后他离开冀东时产量已到30万吨。2005年冀东产量达100万吨时，方宏长作为第一届冀东油田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受邀回到冀东，故地重游，万千感慨。其实，之前他也常过去看看，只是感觉这几年发展很快，唯一遗憾是当年翟院长讲话的大礼堂已经被改造成了猪圈。
即使现在是猪圈了，"几个老人回去时还是要过去看一看"，方宏长笑笑，毕竟，那里曾经是他们的起点。
方宏长现在是中石油海外油田项目的顾问。虽然退休了仍然很忙碌，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也许我不太会生活，这两年学打太极拳、看看新闻、读读书就是休闲了。现在偶尔有年轻人来问我问题，我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还有点用。"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