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影响国际能源合作的因素错综复杂，既有能源资源因素，又有商业技术因素；既有国际经济因素，又有国际政治因素。不少项目，看似能源资源条件很好、商业技术条件也比较有利，却因能源政治障碍不能达成协议，有时还造成项目决策失误、经营风险增大等后果。
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企业相关人士对中国油企“走出去”的必要性、面临的问题、解决之道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专家认为，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总体趋和、局部动荡的条件下，对资源国的政治因素考量应该成为中国油企海外投资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之一。在海外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需要对市场的风险有清醒的判断，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提前规避类似利比亚动荡的风险。风险管理已是走出国门石油企业的一门必须做好的功课。
专家表示，我国石油企业要加强风险评估，避免海外投资风险，加强对投资国政治形势的跟踪和评估；同时，海外并购也应寻找更稳妥的投资方式，可以通过与海外能源公司合作，在利益共享的前提下，实现稳健的战略布局，有利于降低风险。此外，在投资海外市场时应当尽量分散，不要将投资过于集中在同一个地区。
事实上，在海外找油的过程中，中国石油企业遭受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目前海外石油投资有接近60％的项目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非洲和中东地区，其中就包括非洲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利比亚。
油企“走出去”成果斐然
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增长很快，尤其是油气缺口较大，中国石油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寻找资源已有多年的历史。最近5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积极有序开展跨国经营。这再次表明，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回顾我国能源企业将近20年“走出去”的历程，各大企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总经理张积耀详细介绍了延长石油集团这些年海外项目的成果：“我们已在马达加斯加、泰国、中非、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开展油气勘探。2008年7月，与中联能源共同购得马达加斯加3113油区开采权；2009年12月，泰国政府正式批准延长石油取得泰国石油天然气L31/50陆地勘探区块的勘探开采特许经营权，总面积3960平方公里，这是延长石油首次获得国外独资经营权；2010年5月，与保利集团合作启动中非B区块石油勘探项目；2010年9月，吉尔吉斯斯坦石油勘探开发项目积极推进。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寻找其他海外合作区块。”
据了解，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苏丹、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有项目。2010年，中石化在也门区块71区块abaa-1井、尼日利亚64区块Kukaku-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成功收购Addax公司、安哥拉三个区块部分权益；中石化在乍得、阿尔及利亚、苏丹3/7区块等合作区块也有重要发现；今年3月20日，中石化宣布，将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共同投资在沙特阿拉伯西海岸城市延布建设一座世界级深度加工炼油厂项目—红海炼油公司，并分别持有红海炼油37.5％和62.5％的股权。
国际合作仍存“短板”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内部条件更加成熟，外部环境也更加宽松，已经在国际合作的实践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但是毋庸置疑，与埃克森美孚、壳牌、bp、雪佛龙、道达尔等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较，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了更多的挫折，进入国际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真正实现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专家表示，这与我国企业自身发展及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这既与我国能源企业是国际能源领域的后来者、国际能源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我能源企业缺少运筹国际能源关系的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我国能源外交机制不健全、运筹不协调，对国际能源环境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影响国际能源合作的因素关注不够全面等主观因素有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少将说。
王海运强调，当今世界影响国际能源合作的因素错综复杂，既有能源资源因素，又有商业技术因素；既有国际经济因素，又有国际政治因素。石油企业走出去需要高度关注国际政治因素。
王海运分析说，能源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不仅是种经济资源，而且是种战略资源。如果预见到对象国政局可能发生动荡，在制定能源合作决策时就必须格外谨慎。如果对象国面临国际制裁，和其开展能源合作就必须考虑可能面临的外交麻烦和经济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认为，国际化人才稀缺是我国石油行业在国际合作中的短板。这种“短”体现在国际化人才的量和质都不够，造成我国石油企业普遍面临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对国外的法律环境、经营环境还不够熟悉等现状，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石油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瓶颈。
海外找油险情不断
中东、北非各国政治动荡令当地经济和人民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也给在这里投资的中国石汕企业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石油企业应该认识到，在考虑“走出去”的诸多问题当中，安全风险是首要问题。多年从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研究的上海埂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吴田平介绍说，我国油企在国外首要面临政治风险。他举例说，我国某石油公司曾在委内瑞拉独资购买了一个油田，但在委内瑞拉新政府上台之后，我国石油公司在这个油田的所有权被强制性地从100％压缩到25%，遭受了巨大损失。
除此之外，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市场、经营、金融、法律、劳工、文化等多个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比如，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尽管我国向安哥拉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贷款，但由于中国建设企业对当地居民就业带来冲击，在当地遭到越来越多的敌意，很多中国工人和企业已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中国石油企业大量走向海外，在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大量进入非洲、南美、亚洲甚至欧洲，但油企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面临的各种风险也在急剧增加。由于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和运营的经历，对于首次大规模走出国门的中国石油企业来说，必须好好补上风险防范这一课。
据了解，中国的外交、安全、商务等部门内部，在风险信息的监控和通报方面也建立了某种机制，对中国石油企业也有通报机制。然而，从利比亚危机事件来看，这种通报机制的作用极为有限。实际上，北非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动乱不是一天产生的，而是有着很长时期的量变过程。然而，正是由于国内企业和机构缺乏风险意识，或者忽略了相关风险因素，因而造成了今天的困境。
步伐走实走稳须内外兼修
中国石油企业要认真总结十多年来“走出去”的经验，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国际化、市场化经营的标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加大新技术开发的力度，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更要坚定不移地“走出去”，而且要“走进去”、“走上去”，走稳走实，坚实地走好每一步。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方明表示，未来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在做风险判断的时候，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应该增加政治风险的判断。请一些第三方独立咨询公司或者是政治顾问给“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咨询也非常必要。全国政协委员吕凤鼎认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步子”可以迈得更适当，不用过于担心“黄花菜都凉了”。他说，中国石油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有长远眼光，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加强自主创新力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表示，银行业应加大对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以配合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方针的实施。
以中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企业是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者。对于中石油来说，实现“十二五”时期绿色、国际、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的目标也需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一批石油人，全国人大代表、大庆钻探工程公司伊拉克鲁迈拉项目部副经理兼哈法亚项目指挥李新民表示，中国石油在“走出去”过程中一定要具备品牌意识。他认为，中国石油企业的品牌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叫响，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把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做法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应对风险应放眼全球
尽管有中东研究人士提出，中东地区再次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在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毅军看来，由于中国在中东有不少石油合作项目，中国在北非、中东地区油气合作可能进入一个风险爆发期。
“非洲产油国内乱、战争不断、种族纠纷、宗教冲突等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及政府更换频繁、政策不连贯和来自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财产征用造成的政府违约风险，都加大了中国油气企业在当地的经营风险。”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会长胡文瑞说。对此，王海运表示，尽管中东和非洲有着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的优势，但缺技术、资金和人才，此次中东北非的动乱再次促使石油企业思考调整未来“走出去”的模式。
王海运的观点受到了诸位业内人士的认可，多位专家根据自己对国际时势的判断，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下了“诊断书”。不少专家对俄罗斯、中亚和拉美“青睐有加”。“我国在俄罗斯、中亚、拉美一些国家的工作可适当加强。这些国家对油气资源的控制稍微松一些，我们可以有发展的空间。另外，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与我们有油气合作的黑非洲国家的政局走势，因为黑非洲地区资源非常丰富，而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历史基础也比较好，过去对他们的长期无私援助培育出了双方深厚的友好感清。现在可以争取在我国驻外使领馆的配合与支持下，在可能范围内做点有利于当地民生的事，以便我们在当地的发展。”专家说。
专家认为，西亚、北非地区包含大量不确定因素，事态还在继续发展。目前我们应该尽力做好那边已经在进行的项目，而对新的、大的投资暂时可以适当观望一下。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助理高世宪认为，巴西、加拿大、阿根廷等主要美洲国家油气政策相对稳定，政府干预少，中国企业容易取得成功的并购。相反，一些资源主权意识较重的非洲国家，由于资源国政府的干预，难度相对更大。
高世宪还进一步判断，今后在国内能源消费需求增长的不断推动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更加活跃，将继续集中在深水、油砂等非常规领域和非洲、南美等机会较多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