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宣布调高国内成品油价格。这是今年以来国家对成品油价格作出的第二次上调，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500元，其幅度为历次调价之最。
5月2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报道，催生短期内大幅调价的更大动力，是“形势所迫”。
据中信证券的估算，3月26日小幅调价后，国际市场油价再次大幅攀升，承担国内成品油70%供应量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油成本每吨上涨了316元。成品油调价对炼油企业成品压力的缓解作用被抵消殆尽。
“此次调价直接的效果，还是要减少石化企业的亏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曹晓晞对《财经》说，“但成品油调价的方向，是实现价格机制转变，促进节能，目前仍没有实质变化。”
据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人士透露，完成与国际油价接轨，是中国政府理顺成品油价格的第一步；接轨之后，成品油价改方能提上日程。尽管成品油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短期内两度大幅上调油价，已显示主管部门加速接轨的决心。
《财经》记者从可靠渠道获知，今年3月26日，政府经过半年多时间酝酿，出台了石油综合配套调价方案。 与以往相比，综合配套调价方案，不是就价格论价格，而是强调了方案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重点建立了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以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
在油价长期扭曲，并因此形成扭曲的生产和消费惯性的背景下，启动方案的核心部分并不是一个轻易的决策。即使在配套措施中，开征资源税、燃油税等更利于能源节约这一终级目标的税收手段，目前仍未见动静。以利益平衡为主的配套措施先行的策略，再次体现了政府在成品油价格方面的审慎立场。
这套事实上已然成形的方案，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未提交讨论，也使得业界对政府关于成品油价改的时间表琢磨不透。
知情人士透露，在方案制订后，发改委决定重启成品油价格调整举措。最初的方案是在3月两会召开后即行调价，幅度便是每吨提价500元，并知会各省。但在最后关头遇到反对，因担心对春耕造成影响，且幅度不能被一些省份和行业马上消化。权衡之下，便有了3月26日出台的“折衷方案”，汽油和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00元和200元。
这样的调价，旋即被国际油价的上涨所抵消。中石化的高层再次公开呼吁调价。
知情人士称，尽管“改革派”力主尽快将国内油价调至与国际对接，但决策层在考虑改革推进时机时，仍不得不把社会稳定考虑在内。
中信证券的分析则认为，“从目前来看，政府如何补贴困难群体、平衡各方的用油成本更为重要。短期内，再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可能性不大”。
在观察家看来，决策层坚持“先接轨，再改革”的成品油价格调整思路，主要还是担心贸然启动价改会导致社会动荡，带来其他相关行业的大幅价格波动。而国际油价一路飚升，必然使得改革的时间表一再推后。决定成品油价格改革进程的，不仅是决策层的态度或决心，还要看“天意”——市场油价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