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近恐怖袭击和俄土冲突等地缘冲突一度占据报纸头条，但11月30日开始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仍是当下最受瞩目的议题。
继6年前功亏一篑的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巴黎大会标志着联合国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努力在各国的艰难推动下，再一次走到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关键点上。而且，这很可能将是最后一次。
人类社会能否达成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推动解决气候变化危机这个关系人类未来长期命运的议题，将在两周之后得出答案。作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责无旁贷，而中国在巴黎大会上的承诺，也将助力中国进一步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能源领域改革。
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覆盖全球90%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超过14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接受邀请出席巴黎气候大会，代表了国际社会期待气候变化协议最终达成的强烈政治意愿。
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对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法国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并且在此之前，中国于7月正式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此后更连续公开发布了中美、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决心和态度可见一斑。
随着中国在世界能源和经济版图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中国也在国际能源与环境治理中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
通过成立亚投行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展示了中国希望在国际治理的舞台上“有所作为”的愿望。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对于中国的要求和期望也在加强。继中国政府2009年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之后，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了中国将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09年，这个目标即使作为研究成果都被认为是激进的，而今天却成为了中国政府的郑重承诺。
我们看到，与2009年时相比，当下的中美经济形势出现了很大变化。2009年，美国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经济陷入泥潭，而中国由于“四万亿元”的刺激政策，经济表现一枝独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美国由于担心对经济造成潜在伤害，而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拒绝接受欧盟提出的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如今，中国面临国内经济增速严重放缓的挑战，而美国出现经济强劲复苏，美联储即将在多年量化宽松后首次加息。那么，这一次，中国政府是否会因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而抑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我们认为这不应成为中国动摇应对气候变化决心的理由，相反，中国应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进一步助推目前进展缓慢的油气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以煤为主要燃料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带来的影响，加上为改善空气质量而不断强化的环保标准，客观上促进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转向“新常态”。
煤炭已成为三大化石能源中率先出现绝对量下降的能源品种，继2014年煤炭消费同比下降2.9%之后，2015年的煤炭消费总量几乎确定还将继续下降。随着能源强度的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也逐渐脱钩。如图1所示，“十二五”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降低，2014年能源弹性系数仅为0.30，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也需要深化油气领域的改革，尤其是鼓励天然气替代燃煤。因为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只有煤的一半左右，而且排放的空气污染物也少得多。目前天然气在中国的能源消费中仅占约6%。面对低油价和供应相对充足的局面，天然气作为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理应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更高的比例。
然而油气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但制约了油气行业效率的提高，甚至导致部分高耗能行业出现将燃料从天然气改回煤炭的“逆替代”。天然气消费增长的乏力也制约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节奏，最终将阻碍中国的能源与经济转型。
如果说2013年的空气污染问题真正开启了中国减少煤炭消费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则应该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尤其是推进油气改革的持续推动力。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推进能源革命，而油气改革以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基本实现市场化为目标。中国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与国内的改革需求相结合，通过矿权、管网、国企和财税等领域的改革，健全油气行业管理体制、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提高油气行业的效率和在能源系统中的比例。
深化油气行业的改革不但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也将助力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与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提供基础。
(作者分别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与气候项目常驻学者、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