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和战略资源，一直都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点。
20世纪下半叶，全球能源治理具有典型的二元博弈特征，博弈主体是代表石油生产国利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代表西方石油消费国利益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下属的国际能源署(IEA)。进入21世纪，随着各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度不断增强，全球能源治理有了新发展。
一方面，治理机制逐渐完善。为了应对冷战后各种能源问题的挑战，国际能源组织作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主要参与者采取积极行动，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中，一些国际能源组织将其职能进行延伸，一些原本不具备能源治理功能的国际机制也新增了相应的职能。
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能源组织，IEA早已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制衡欧佩克的工具，而是致力于提高世界能源供应和需求结构、促进国际能源合作、协助整合环境与能源政策。为此，IEA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与欧佩克的交流与磋商，以共同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依托八国集团(G8)的平台，建立与俄罗斯及G8峰会特邀与会的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高度重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推广清洁能源，以应对全球能源发展和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从2005年开始，IEA总干事每年都会借参加峰会的机会向峰会提交提高能效的建议书。
另一方面，全球能源对话不断推进。能源安全的全球属性使得开展全球能源对话成为协商解决能源问题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和石油市场一体化进程，令欧佩克与IEA之间的矛盾不仅远不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出，双方相互依赖的程度反而不断加深，这为能源对话奠定了基础。1991年，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的能源部长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能源对话”。会议上，双方确定了能源部长年度会晤机制，成立了专门负责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国际能源会议，2000年改名为国际能源论坛(IEF)。如今，IEF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能源对话平台，充当着“全球能源对话的中立调解人”的角色。IEF还联合欧佩克、IEA、APEC等机构建立了迄今唯一覆盖全球的月度石油数据共享体系“联合组织数据倡议”。
除了欧佩克和IEA之间的能源对话外，近年，作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主体的欧盟与欧佩克之间的能源战略对话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从2005年双方在布鲁塞尔举办首次能源战略对话至今，类似的高层能源对话已举办11次。对话内容主要包括交流各方能源政策、介绍能源领域最新行动和经验、探讨国际能源热点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正逐渐成为传统能源消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由于G20成员既包括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又有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因此G20峰会相比G8峰会更具有全球性。
当前，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成为全球能源治理发展的主要动因。
第一，能源供应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出现除中东外的多个石油供应中心，俄罗斯、中亚里海地区、中南美洲和非洲的石油储产量大幅增长，国际石油供应格局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中东虽然还是全球石油供应的最主要地区，但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不断下降。
全球天然气产业也在蓬勃发展。2002年以来，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快速增长。其中，北美地区及欧洲和欧亚大陆位列探明储量增速最快的前两位。从产量来看，全球天然气产量在2002年至2014年间增长了37.1%，而同期石油产量增幅仅为17.2%。得益于页岩气开发，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处于新石油供应中心的产油国和美国等新兴天然气大国，自然希望在新国际能源秩序构建过程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第二，能源资源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与20世纪下半期相比，当前参与能源资源争夺的国家更多，涉及地域更广。近年来，除了发达国家的能源需求长期居高不下以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新兴经济体的能源消费需求也不断增加，导致竞争更趋激烈。为保障本国能源利益，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权，不断强化对能源资源和战略运输通道的控制。能源出口国加强了对本国和本地区能源资源的控制，并构建战略联盟强化自身利益。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实力和金融杠杆，难以撼动现有国际能源秩序，但日益增加的能源进口依赖使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全球能源争夺的漩涡之中。
第三，全球能源市场波动更加频繁。21世纪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石油需求增加，直接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并造就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罕见的油价牛市，WTI价格在2008年7月甚至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随后，金融危机引发油价急转直下，到2008年年底跌至每桶近31美元后才逐渐企稳。此后，在各国政府救市和欧佩克减产等积极因素的推动下，油价缓慢回升。然而，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再次暴跌，到2015年年初时已遭遇“腰斩”，至今仍在每桶30美元至40美元的低位徘徊。
一系列数据显示，近年能源市场的动荡并不是由能源供求严重失衡引起的。根据BP《2015世界能源统计》，2014年全球石油产量和消费量分别是42.2亿吨和42.1亿吨，天然气产量与消费量分别是3.46万亿立方米和3.39万亿立方米，油气产量和消费量基本均衡。然而，为了满足各国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全球能源产能需要保持一定增速，这确实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此外，金融资本疯狂投机形成的“投机溢价”、国际局势动荡形成的“安全溢价”和生态环境标准提高形成的“环境溢价”也是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仍将是未来国际能源市场上最大的潜在风险。
第四，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方激烈博弈。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将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并列为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尽管目前人类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认识基本一致，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各国核心利益，这使各国难以就综合治理这一问题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达成共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歧很大，双方围绕排放权谈判博弈日趋激烈。发达国家依靠技术、资本优势发展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推行碳排放交易，强化经济竞争优势，同时通过设置碳关税和环境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使后者不得不面对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技术产业竞争的双重挑战。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能源市场的成员逐渐增多，全球能源治理将变得愈加复杂。如今虽早已越过零和博弈阶段，合作共赢成为世界主流，但能源所具有的经济、政治等多元属性决定了全球能源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面对着能源安全这一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各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全球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己任，真诚地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的发展呢?也许只有解决了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才能理顺全球能源治理的思路并迈开实质性的合作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