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油价暴跌，我国油气行业面临着与以往几次油价下跌所不同的环境，可谓极端复杂，极具挑战，风高、浪急、水深。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我国油气进口又面临着怎样的外部环境？
第一，两边夹击，量价齐跌。回顾近四十年来的几次油价暴跌事件，要么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产油国(出口国)释放富余产能，导致全球石油市场供应过剩，从而致使油价大跌，如1986年和2014年的情况；要么是需求侧出了问题，因突发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需求不足，使得油价下挫，如1997年和2008年的情况。唯有这一次，是需求和供给两相夹击造成，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式蔓延，叠加沙特和俄罗斯主导的“维也纳联盟”破裂，引发原油价格暴跌。这就意味着，油气进口作为连接供给侧(产油国)和需求侧(中国市场)的“桥梁”，将面临“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第二，新冠疫情极有可能引发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最近，以美国股市连续数次“熔断”为标志，全球金融和经济进入“急性休克”状态。有专家认为，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带来的这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其烈度、广度和深度，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重，甚至可以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无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各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资金与信贷风险、运输通道与安全风险等，是中国油气进口必须要面对的。
第三，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爆发和油价暴跌事件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的泛滥。过去三十年，“全球化”是这个世界的主要标志，在重大危机爆发时，国家间总能通力合作，共克时艰。而这一次，各自为政、相互抱怨、彼此敌视的现象比比皆是。作为“全球化”代表性的产业，油气进口与贸易恰恰需要全球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作支撑。愈发严重的“逆全球化”是全球油气贸易与流通的大敌。
具体而言，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油气进口面临着以下三方面的突出挑战。
挑战一：如何执行好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根据中美今年1月15日达成的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在2017年贸易基础上，中国将在今明两年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524亿美元。目前，中国的煤炭相对充足，基本不需要从国外进口；能从美国大量进口的也就是原油、天然气及LNG和一部分石化产品了。而新冠疫情带来的国内油气需求急速下降，以及油价暴跌导致的我国油气企业经营困境，变相增加了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的难度，意味着我们履约的难度在增加。而且相对于俄罗斯、卡塔尔等其他渠道的能源产品，特别相对于LNG现货产品，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原油和LNG并没有价格优势。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约到位度，事关中美关系的大局。国家的战略性压力和企业的经济压力如何平衡，是一个难题。
挑战二：如何有效降低油气进口“照付不议”长约合同下的巨额成本。
我们知道，国际油气进口与贸易通常是买卖双方签订“照付不议”(Take or pay)的长约合同。2005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境外油气的需求增加，以三大石油央企为代表的中国油气企业，与国外卖家签订了一批长约合同。据不完全统计，上述长约合同下的年天然气进口量达到1200亿方左右，LNG年进口量达到4500万吨左右，全部折算成天然气后，年进口总量达到1800亿方。这部分“长约气”大多是在2014年之前的高油价背景下签订的，按照气价与油价挂钩的机制，这部分“长约气”大多是“高价气”。而现实是，2019年，我国进口天然气1370亿方左右，即便全部用来进口长约的“高价气”，也满足不了在全部履约情况下长约合同要求。前段时期，有石油央企果断对长约合同的卖家(道达尔、壳牌等)说“不”，提出因重大疫情“不可抗力”影响必须对长约合同进行价格复议。这种行为必须力挺。我们必须举全国全行业之力进行价格复议，否则，高价进口气带来的高成本，将是中国油气企业身上的重大“出血点”。
挑战三：如何平衡进口和国产，特别是进口天然气和国产天然气问题。
平衡进口气与国产气是个“老大难”，但在低油价、低需求和低景气时期，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过去几年，我国自产天然气量占国内消费总量的60%左右，进口量占40%左右。国产气和进口气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保障供应和能源安全的作用。但区别在于，进口气如前所述，属于“高价气”，在国内消费市场上常常出现“价格倒挂”现象，由此带来的损失主要由石油央企承担。但这部分进口气必须有，特别在冷冬供暖、能源转型、低碳环保等刚性压力下，进口气就显得更加必要。而2019年底以来的暖冬减量，叠加疫情带来的消费降速，再叠加超低油价企业的经营压力，导致进口气与国产气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国产气的综合效益明显好于进口气，低景气周期更需要大规模开发国产气以提振国内生产和低价供应。进口气在当前的环境下，处境更为艰难。
当然，此次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和OPEC+联盟破裂带来的并不全是坏事，我们应该本着“危中有机”“识危见机”的思路，找到我国油气进口面临的机遇，转被动为主动。目前看，以下三方面的机遇是需要我们好好把握的。
机遇一：彻底扭转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的被动局面。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和高油价时期，“能源安全”的问题不断被放大，我们似乎在应对能源安全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国家付出了巨额外汇溢价、企业付出了巨额成本溢价来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最近几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态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从以往的“战略合作伙伴”逐步向“战略竞争对手”转变，加上中东、俄罗斯、中亚、拉美等中国传统油气供应与合作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不断恶化，面对持续攀升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能源安全更加喧嚣尘上。对此，清泉曾多次呼吁，我们的能源安全状况虽然敏感，但绝不脆弱。(具体可见清泉此前的微文：中国当前的能源安全：“敏感”但不“脆弱”)
而现阶段，全球油气市场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买方市场”，“资源为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们自己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自身也有资源，我们还拥有超越能源安全层面的日益提升的全球影响力。此次新冠疫情，尽管中国第一个遭难，但我们通过“自我救赎”成为第一个走出疫情阴霾的大国，估计也是第一个经济恢复快速增长的大国。面对这样的“好光景”，我们没有理由任凭那些油气出口国家对我们说“不”，我们应该对它们说“不”。必须抓紧时机，彻底扭转我国进口油气的“高价模式”，必须破除“亚洲溢价”的魔咒，必须通过价格复议等手段重谈合作。总之，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扭转我们在能源安全保障上的被动局面。
机遇二：大幅降低我国油气进口的外汇支出。
2019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突破5亿吨大关，天然气进口量超过1350亿方。若按过去三年，我国年均进口4.5亿吨石油、1200亿方天然气，按平均进口油价60美元/桶、气价150美元/千方测算，则我们年均支付的原油进口成本为1971亿美元、天然气(含LNG)180亿美元，两者合计差不多2150亿美元。这相当于五个土库曼斯坦GDP的规模(2018年，土库曼斯坦的GDP为407亿美元)，而土库曼近十年来一直是我们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若我们利用当下的机会窗口，通过合同重新谈判，确定新的计价公式，有效降低油气进口单价，则我们能够节约的国家外汇额度将数以百亿美元计。
机遇三：借机构建公平公正的油气交易定价机制。
2018年3月，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原油期货挂牌交易。目前，其成交量已经超过了迪拜、东京、新加坡石油交易中心，在亚欧消费市场的价格基准作用将越来越强。原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有效规避汇率风险，摆脱对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除中俄实现人民币原油贸易结算外，中国与中东国家也签署了以人民币原油期货计价的进口协议。此外，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也陆续建立和运营。油气期货的背后是“金融权力”。金融权力表现在原油期货交易上，就是“发现”价格的能力，是确定石油“标杆价格”(Benchmarking price、交易基准价格)的权力。当前超低油价环境下，我们应该加速构建符合中国石油天然气市场预期、且相对公平公正的油气进口与交易机制。
总之，作为连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桥梁”，油气进口与贸易是渠道、是方法，方式方法是否公平合理，决定了结果是否令人满意。希望中国早日扭转当前被动的、不利于我的油气进口交易机制，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合作环境。
最后，清泉想说，2020年的第一季度注定会让历史铭记。再过若干年，回首这一时期，依然会觉得心惊肉跳。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国际油价暴跌，美股多次熔断，我们身处风云变幻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天天见证历史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还有人说这是最能体会“人性之恶”的时代。原来，那个朴素的哲学道理如此有力：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疫情、油价、股市，不仅关系你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关乎国家的前途以及人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