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管道被炸疑云尚未散去，欧美又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也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发动的第十轮对俄制裁，涉及涉及能源、经贸等多个领域。这场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既推动全球地缘格局深度调整，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重新洗牌。

西方对俄罗斯能源不断加码的制裁，实际上是否能如其所愿？美欧与俄的能源博弈，如何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版图？中国又能从这轮番较量中汲取到哪些经验？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乾。

记者：去年12月5日起，G7、欧盟和澳大利亚针对俄原油实施60美元/桶的价格上限。后面我们看到，乌拉尔原油的价格基本远低于这一上限，比如俄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份乌拉尔原油的实际交易价格仅为每桶49.48美元。2月5日，针对俄出口成品油的“限价令”也正式生效，您估计这个“限价”举措是否也能如那些西方国家所愿？

刘乾：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自2022年12月5日西方的“限价令”生效之后，确实对俄罗斯原油价格产生了一定效果。俄罗斯原油的价格折扣更大，售价已经低于每桶60美元的限价令。当然，这也是在国际原油价格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最近的国际油价大概在80美元/桶，比起前几个月有所下降，已经远低于去年3月每桶130美元的水平。

俄财政部：2月乌拉尔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49.56美元（图截自路透社报道）

另一方面，俄罗斯原油的出口量并未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价格相对较低，亚太地区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仍在大量购买俄罗斯原油，俄罗斯原油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成品油方面的情况和原油有所不同。俄罗斯出口的成品油不仅有精炼后的汽油、柴油，也有相对便宜的燃料油和渣油。西方针对这两种成品油确定了不同的价格上限。从出口方向上看，精炼油出口给欧洲，燃料油和渣油出口给发展中市场，比如印度和中国有较强的炼油能力。

由于季节因素，今年1月，俄罗斯成品油的出口量其实还是很大的。传统上1月份都是成品油交易量最大的一个月，很多国家为增加发电或供暖来采购成品油过冬。随着2月份天气转暖和“限价令”生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成品油出口受到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不仅会影响出口量，还可能影响俄罗斯国内的炼油工业的运转。

记者：在去年12月接受我们采访时，您提到俄罗斯的几种可能应对举措；现在看来，俄针对“限价令”实际采取了哪些反制措施？效果如何？

刘乾：目前来看，俄罗斯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在西方出台“限价令”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表示将推行一系列政策以回应西方对俄石油价格的限制。12月初，西方“限价令”刚生效的时候，俄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比较详细的措施，比如要求出口商必须向海关进行申报，在合同里不得明确写明价格限制，且对于价格折扣也有规定范围。但很明显，这些措施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俄原油出口价格下降的局面。

图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但由于原油出口价格的下降，虽然出口量保持相对稳定，但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俄罗斯原油出口税属于对超额利润的征税，如果售价只比成本略高的话，政府很难从中获得税收。

比如，如果将油价基准定在50美元，而实际出口价格是90美元，俄政府就可以从超额的40美元里分走很大比例的税收；但如果油价是60美元，那么俄政府只能从超额的10美元里分成；当油价跌到50美元以下，俄政府就无法从中获得税收了。这是俄政府现在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记者：确实，俄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油气收入几乎减半，较去年同期下降46%。这也使得俄的财政赤字问题进一步恶化，1月的财政赤字达到1.76万亿卢布（250亿美元），创下自1998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

刘乾：本来1月份就是新的财年开始，所以财政上这时候一般都会有大笔的支出；与此同时，财政进项少了，这确实也和石油出口价格下降有一定关系。所以，俄罗斯现在也在准备下一步的动作。

目前来看，在油价较低的情况下，部分原油的开采已经不挣钱了，因此不久前俄罗斯表示计划在3月将原油日产量削减50万桶。这么做，理论上有助于提升油价，不过若放眼国际原油市场，50万桶的缺口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填补的。

此外，俄罗斯可能还计划调整石油税收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俄政府目前采用阿格斯（Argus）的报价作为确定原油出口价格的依据。但去年12月阿格斯对乌拉尔原油给出了一个30多美元的报价后，俄政府对阿格斯数据的真实性开始存疑。

阿格斯关于俄罗斯石油市场数据的宣传介绍（图截自阿格斯官网）

石油市场上存在像普氏、阿格斯这样的报价商发布的“销售价格”，这是机构从大的经销商处了解市场行情，再根据自己长期的数据积累，最终得出的一个报价。但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石油采取的“限价”、“禁运”等措施，导致近期的数据可能并不真实。比如，原油经销商不愿告知真实价格以避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有意报低价格规避制裁措施等。

因此，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通过海关的合同和出口量的数据来自行确定出口价格，从而在此基础上调整石油出口税收制度，以保障财政收入。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俄能源部和海关总局将负责此事。

记者：我们看另一个数据——2022年俄罗斯GDP下降2.1%。在多轮制裁下，俄罗斯2022年经济还能取得这一成绩，主要依赖哪些因素？

刘乾：总体上讲，俄罗斯经济是一个低质量的稳定型经济。基于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相对全面的工业体系，尽管生产效率、生产质量和生产能力都不高，但能够相对容易地实现“自给自足”，因此，俄罗斯经济承受外部压力的能力较高，很能“熬”。

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从2014年受西方制裁以来，俄罗斯信贷、股市、债券、外汇等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活力的指标几乎都逐步减缓甚至停滞，处于不活跃状态。这种情况下，GDP的高低浮动其实没有多大的参考意义。

记者：不过可能因为这一数据“好”得出乎西方不少机构和经济学家的预料，所以最近美国、欧盟决定加大对俄的制裁力度，而且制裁领域会进一步扩增。

刘乾：我不觉得西方还能有什么有效的“绝招”。

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市场，它并未实现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很大程度上只是能源资源的提供者。而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和技术制裁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俄罗斯也在这种条件下筑起了“进口替代”的高墙。

同时，俄罗斯经济中的很多因素不能完全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特别是很多“灰色地带”是难以进行客观的统计和计算的。此外，一些研究显示，比如俄罗斯社会属于倒金字塔结构，相当大比例的人员依附于国有企业或政府。这部分人的工资相对稳定，当下的局面对他们而言仍能忍受。

换言之，俄罗斯国内有着强大的资源保障能力和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经济基础相对稳定，不易被摧毁，但要想发展得好，在这种封闭的条件下也非常困难。

图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记者：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因为去年的暖冬，再加上创纪录的天然气库存，欧洲对能源问题的乐观情绪在不断上涨。在您看来，他们是否度过了这轮危机？

刘乾：欧洲去年花了很大力气进行能源供应链的重组，目前来看，重组是有效果的。

首先，欧洲域内很早就开始建立互联互通的能源市场，如打通基础设施、设立统一标准，以及在冬季来临前加大储备库水平等。

其次，随着全球能源贸易流向的转变，美国、中东等能源出口国家和地区向欧洲的能源供应增长迅速，为欧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和居民相对富裕，有一定能力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能力或者价格承受能力是解决能源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当然，与此同时，欧洲自己也在节省能源，包括降低冬季采暖的温度标准，去年成功地将天然气需求降低了500亿立方米。

最后，如你所说，暖冬的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这是一个不受人为控制的外部条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基础设施联通、加大储备力度、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相对高的价格承受能力这几方面。

2月1日在德国柏林拍摄的一家加油站的油价牌（图/新华社）

记者：这一年多来不时传出输气管道爆炸的新闻，虽然事件原委虚虚实实。您认为，欧洲有没必要为俄天然气彻底断掉这一极端情况做准备？有的话，又该如何准备？

刘乾：目前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实际上已经非常低了，大概只占欧洲整个进口量的10%以下。而且，冬季过后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少。虽然欧洲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脱钩的过程比较痛苦，但这基本已是大势所趋。

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俄罗斯的重要筹码是能源断供，但这个筹码用多了也就不管用了。普京在2006年和2009年都用过这张牌，但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今的情况有所不同，俄乌军事冲突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局势，也威胁到欧洲的能源安全，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情绪已从短期的恐惧变为坚决摆脱。可以说，欧洲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博弈关系历时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俄乌冲突的严重升级使欧洲下定决心要终止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而且，在俄欧的长期能源关系中，美国始终扮演着一个强势的第三者的角色。如果说以前美国自身也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它还没有能力要求欧洲做什么，但是在页岩革命以后，美国具有了强大的能源出口能力，并努力要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这也是俄罗斯能源出口会被替代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50-2021年美国天然气消费量、（干气）产量和净出口变化趋势（图自美国能源情报署）

记者：欧洲减少对俄油气的依赖，是出于战略安全考虑，但同时恰逢全球能源转型、绿色革命的进程，看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它们现在又考虑在清洁能源领域摆脱对中国技术的依赖，比如太阳能光伏这一板块。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立场，会如何作用于欧洲的能源困境？

刘乾：客观来看，我们可能希望别人对我们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这样一来我们就拥有了制衡的筹码。但实际上，过分依赖对于供需双方而言未必都是好事，各方都在寻求供应链多元化。

当然，我不觉得欧洲能够完全实现与中国的能源脱钩。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产业、成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除非出现严重的政治对立局面，否则正常情况下，中国也很难被完全替代。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而言，放眼全球，寻找新的市场也是重要的战略方向。

记者：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满一年，总的来看，美欧与俄之间的能源博弈，如何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版图？

刘乾：简单来讲大概有四个趋势。

第一，全球能源的贸易流向重新调整。

具体而言，俄罗斯的油气更多地流向亚洲，比如中国、印度。而且这些国家对油气的需求量很大，2022年俄罗斯向中国供应了超过8700万吨石油，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如果油价相对合理，今年俄罗斯对华原油供应可能继续增长。印度的需求也在增加，如果中、印今年还能保持进口1.5亿吨左右的俄石油，差不多就能消化掉俄60%以上的石油出口量。此外，最近巴基斯坦、印尼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在考虑加大对俄石油的进口，俄石油对这些国家而言有价格优势，这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诱惑。

第二，国际能源定价体系和支付体系发生了变化。

定价上，现在对于俄石油，受到限价和制裁必须给予价格折扣；支付方面，为了避免使用美元结算可能造成的二级制裁，出现了部分采用本币结算的情况，甚至不排除易货这种形式的交易。

第三，能源结构调整及能源转型。

能源进口国开始分散进口渠道，并努力发展可以实现本地供应的可再生能源。能源转型尽管过程暂时受挫，但基本上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趋势。

此外，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不断加重。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从能源进口国变成了能源出口国，通过技术和金融的一系列手段提高了自己在能源市场上的影响力。

此前，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一直是世界第一，但现在已被美国远远地甩掉了——俄罗斯现在每年生产六、七千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美国每年的天然气产量已经达到1万亿立方米了，不仅能够稳定国内需求，还能有很大一部分用来出口。

美国的天然气储量其实并不大，与俄罗斯、伊朗这些天然气储量大国是比不了的，但美国有能力通过资本和技术手段把有限的储量变成非常高的产量，这点很值得重视。

美国本土的页岩气分布（图自美国能源情报署）

记者：除此之外，俄罗斯与西方在能源上的这次较量，还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经验？

刘乾：要想解决能源问题或应对潜在的能源危机，首先还是要提升国内自主的供应能力。用习主席的话讲就是“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一方面，仍要坚持保障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投资，稳定产能和产量；另一方面，在化石能源中，我国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的清洁利用肯定要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二是既要让国家和老百姓都更加富起来，也要让消费天然气体现出其优势。

对于人口少又富庶的国家，即使进口天然气大幅涨价，基本也都能买得起，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而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基础大，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就很大，但居民的价格承受能力又相对有限，这也是“煤改气”在不少地方难以继续推动的原因之一。同时，天然气在能效和环保上有优势，让天然气长期维持低价，也未必都是益处。因此，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看，国内的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推进。

三是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继续推进能源供应多元化，实现国际能源贸易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商业性。

能源进口高度依赖单一来源具有很大风险，对此，欧洲是前车之鉴。因此，对于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问题，还需要从国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境外供应路线的安全可靠、国际能源价格的稳定和可接受等多方面综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