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法国兴业银行飞马集团（美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安东尼·哈尔夫
促成石油价格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多年来的投资不足、被称为“上帝行为”的天灾，以及伊拉克战争等政治因素。但总的来看，弥漫在很多产油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高油价又导致了某些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虽然很多产油国现在都在讨好中国，但中国很快就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也面临来自产油国的民族主义压力。
石油消费国恰恰在供给和需求层面通过多种方法来消除油价上涨的压力。当西方国家都在担心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会带来负面影响时，中国事实上却在投资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表率作用。
中国不能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能源：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去支撑这种消耗方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基础就是要实现石油价格完全市场化，没有什么能像价格一样指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目前人们对于生物燃料的追捧将会冷却。从木屑和垃圾中分解乙醇的想法很不错，但落实到技术层面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而从玉米或甜菜中分解乙醇的主意远没有人们现在想的那么好。事实表明，对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的乙醇进行补贴的方式对能源危机的解决于事无补。
近日，国际油价连续下滑。据总部设在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9月18日公布的报告显示，该组织11种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上周为每桶59.53美元。这与7月中旬每桶78.4美元的历史最高价相比跌幅达到24%。国际油价涨跌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有供需理论、投机理论、利益集团控制理论,还有中国因素的说法等等。但与这些说法不同，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西方著名分析员、法国兴业银行飞马集团（美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安东尼·哈尔夫一直坚持用地缘政治理论来解释国际石油的价格波动。
《商务周刊》：从2003年起，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上涨，在您看来，主要原因是什么？
安东尼：如今，人们都普遍认可石油市场同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却不太了解各中原委。这种关系常被理解为政治扭曲了市场基础从而影响了价格。事实上，石油市场和政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油价上涨，反过来，较高的油价也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油价像过去几年那样陡然上涨时，产油国政府所感到的压力较小，就不用通过刺激产量来增加收入和发展经济。同时，价格上涨和需求的增加也使得产油国严加控制产量，进一步抬高价格并获取更大的利润。因此，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趋势——油价的上涨导致民族主义抬头，而同时民族主义又进一步促使价格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
3年前开始的油价就是随着一种所谓的“石油民族主义”情绪突然崛起而回升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几年中，全球的主要产油国纷纷通过各种方法试图重新控制自己国家的石油储藏和生产。有些国家采用相对温和的措施，比如紧控税收和开采权体系、严格管制外资进入油田或有意无意将外方公司边缘化并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有些国家采用的措施则相对极端，例如合同签署后又改变条款、撕毁合同，没收或将油田重新收归国有。总的来说，产油国的这些措施对石油的投资和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今年上半年，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产油国如俄罗斯、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等将自己本来增长很快的生产速度放缓，或甚至干脆减产。这当然就抬高了油价。
《商务周刊》：您是说，近几年的石油价格增长，应主要归因于一些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政治目的而导致的低产量？
安东尼：促成价格上涨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一定要避免将问题简单化。我想其中的因素包括国有石油公司、OPEC国家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多年来的投资不足，这是1990年代后期石油价格陡跌留下的后遗症；还包括被人们称为“上帝行为”的因素，比如海湾在2004年以及2005年遭受的极具破坏力的飓风。而实际上，美国的石油生产也一直没能完全从上次飓风所造成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还比如2002年12月—2003年1月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大罢工和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等政治因素。但总的来看，弥漫在很多产油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高油价又导致了某些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比如一些国家因为获得了丰厚的石油利润而经济实力增强，从而信心大增，有底气在一些国际事务中采取对抗的态度，这就极易引起某些地区政治的不稳定。伊朗和委内瑞拉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公开批评者，并都表示会使用石油当作政治武器。俄罗斯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高油价还导致了在尼日利亚、厄瓜多尔或玻利维亚等国崛起了一批草根武装力量，他们采取激进的行动，破坏石油供应；同时产油区还出现了解放组织，他们中一些人因为受到石油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要求赔偿和分享更多的石油利润。
《商务周刊》：世界上主要的石油消费国，如美国、日本以及现在西方矛头所指的中国，对世界油价有哪些影响？
安东尼：事实上，石油消费国恰恰在供给和需求层面通过多种方法来消除油价上涨的压力。从供给角度来说，他们可以刺激投资，虽然最近欧美公司的投资计划都很保守并常常倾向于回购股票，而不是将所获利润拿来重新投资。具体来说，石油消费方可以扩大或更新他们的下游基础设施，或修缮已经老旧的设备。从这个角度讲，缺乏提炼能力再加上原油生产能力不足是导致近期油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及时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最近，对石油的投资有显著提高，但相当一部分被研发和生产成本的提高而抵消掉。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当西方国家都在担心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会带来负面影响时，中国事实上却在投资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表率作用，这不仅是在为自己求便利，更是为整个石油领域做出了贡献。
同时，消费国还可以控制石油的消费并提高能效。在美国，就普通消费者层面来说，能源使用方式是不可持续性的。在中国，很多产业的能源利用也是不可持续的。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美国现在的消费方式需要进行较大的改变以节省能源利用，这将涉及提高汽车使用的效率，发展相应的公共交通网络以及控制郊区和城区的扩张以缩短交通距离等。在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地方是生产部门。但是中国也要努力避免重复美国曾经犯的错误，避免走美国曾经走过的城市发展非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政府在这其中要发挥主要作用。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消费国，虽然人们对能源政策讨论颇多，但大多都无法形成切实可行的实施条例。能源政策也可以在价格的指示下直接依靠市场机制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让消费者们感受到价格的冲击力从而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这意味着完全放开价格，而中国政府也正在明智地采取这样的做法；在美国，这意味着要根据国际标准调整税收，并不再对石油替代品如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进行补贴。事实表明，对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的乙醇进行补贴的方式对能源危机的解决于事无补。
《商务周刊》：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石油政策？美国地球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一直指出，如果中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汽油就太可怕了。可事实上，中国的汽车消费在增长，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在发展。面对这一困境，您认为中国有什么折中的办法？
安东尼：是的，我也认为中国肯定不能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能源，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去支撑这种消耗方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基础就是要实现石油价格完全市场化，因为最终没有什么能像价格一样指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政府在关注油价上涨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在逐步放开石油价格。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中国可能还需要在价格指导下，补充使用正确的税收激励措施，以激励高效能耗，惩罚浪费。中国政府还需要制定和施行一套统一连贯的国家能源政策。而目前中国国内似乎还缺乏这样一套政策，因为大型能源集团都未能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最终，能源政策的制定是不能同宏观经济和外交政策框架脱离的。中国在放缓经济发展和解决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方面的成功将促使其进一步发展可持续性的能源利用。
中国在制定能源政策时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和远见。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同，你们在能源领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先前的经验不一定合适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仍在起步阶段准备迎接经济腾飞的大国，中国有很多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同时，它也必须要在时机消逝之前做出行动。
《商务周刊》：日本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日本对于进口依赖比中国还大。但事实上，日本的石油紧张程度好像比中国要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安东尼：日本99.9%的石油都来自进口。自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今，由于日本的核电站日渐老化，它将面临新的挑战。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借鉴很多。日本虽然资源贫乏，但它在能源效用方面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却成为了潜在的可出口资源，就如同产油国出口石油一样。日本的很多经验可以拿来为中国所借鉴。但也要注意，这些经验可不是“万灵丹”，不能一下子奇迹般地帮助中国解决能源问题。日本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大国，有其自身具备的特点，使其比较容易实现能源的高效能利用。而中国，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它正在快速转型并将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两个国家在能源安全领域、技术以及资源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在非洲和中东，比如尼日利亚、伊朗，都有许多重要的合作。您认为民族主义政治会对中国的石油合作产生影响吗？中国如何才能更好的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
安东尼：中国和这些产油国是相互依存的。遵循着冷战时期对这些国家发展进行援助的传统，中国在非洲地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同时也在填补西方国家“远离”非洲而留下的真空。在中东，中国面临着更多的竞争者，但基本上来说，它的地位相当于这个地区的“后院”——由于从海湾到中国之间比较短的航程，中国成为了海湾地区石油市场的一部分。所有的产油国，不论位于哪个地区，都在关注着中国这块市场，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石油消费市场。他们把中国视为摆脱自己过分依赖美国以及欧洲市场困境的救星。这种经济迅速发展的能力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西方国家很担心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导致世界不稳定局面的产生，他们还担心中国政府不顾一切地同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建立同盟，并支持这些国家实现其地缘政治的野心。我并不赞同这种担心。所有的国家在其经济起步阶段在同贸易伙伴交易时都会显得惟利是图。但我相信中国将借鉴他国的经验，跳过这一阶段。中国越是依赖能源进口，产油国的不稳定风险就越高。一段时期内，中国将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在很多方面，比起欧洲一些国家，中国对中东政治局势的策略更为平衡。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都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中国很清楚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而且它对宗教狂热主义也没什么兴趣。我认为在目前紧迫的伊朗危机中，中国最后的态度将比较接近西方国家，而不是像很多西方国家预测的那样和他们背道而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也将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建设，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虽然很多产油国现在都在讨好中国，中国很快就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也面临来自产油国的民族主义压力。在6月加拉加斯召开的最近一次OPEC会议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提到欢迎安哥拉和苏丹——这两个中国的能源伙伴国——加入到这个产油国组织中来。但中国将聪明地应对这一压力，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它很清楚——两国间稳固的友谊是依靠人民形成的，而不是靠国家政权。
《商务周刊》：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一直认为，近20年来，世界石油产出国没有发现新的油田，而许多现有油田也已经过了高产期，所以世界石油从中长期看，短缺是必然的。您怎么认为？
安东尼：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都知道石油属于有限资源，很多产油地区如海湾、北海都已经达到了开采的高峰。但今天石油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枯竭，而是资源的民族主义。短期内，价格和供给的影响是一样的，但长期来看，在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利比亚以及俄罗斯等国还蕴藏着丰富的未经开采的石油资源。同时，开采技术还在进一步提高。能效的提高将部分地把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影响降低，从而从需求层面减轻能源压力。所以，我认为石油价格仍将持续上涨。但我们应该知道，石油市场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市场，同时也存在短期内下降的可能性。
《商务周刊》：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可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开发，BP等世界大石油公司也都在不遗余力地开发新能源。您认为，哪些新能源在近期内有可能部分地代替石油？
安东尼：可再生性能源在核燃料和清洁煤燃料技术的发展下，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还是要强调，消费方能效的提高是关键。我认为，目前人们对于生物燃料的“追捧”将会冷却。从木屑和垃圾中分解乙醇的想法很不错，但落实到技术层面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而从玉米或甜菜中分解乙醇的主意远没有人们现在想的那么好。生物燃料和乙醇属于密集型能源，需要很多的土地来支撑，它们将消耗大量的本应用作食物的资源，这样一来食物的价格就将被抬高。美国对生物燃料的利用，是以农田和谷物缺少为代价来解决能源不足问题的，可最后能源需求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在巴西，利用甘蔗分解乙醇的做法则较为划算。
《商务周刊》：新能源代替石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有人说是现在的石油利益集团的阻止；也有人说，是由石油系统到新能源系统过高的转换成本。您认为最大的难点存在于哪里？
安东尼：事实上，对石油替代品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投入都是很大的。但在美国，乙醇生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产业泡沫，就像前几年的互联网一样。事实上，今天在乙醇燃料业的一些大投资商们就是以前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家。
能源替代技术仍然很不成熟，它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础框架，而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石油领域的各个集团必须为这个问题的解决献力献策。其中已经有所行动的就包括：对太阳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BP公司以及正在投资生物燃料发展的雪佛龙公司。今日的许多跨国石油公司在20世纪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要想在21世纪获得同样的成功就必须再次创新。成功的石油公司将有选择地、审慎地寻求替代能源，而不是反对这一趋势。
安东尼·哈尔夫：法国人，2006年3月担任著名的证券服务公司飞马集团（美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领导能源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前曾经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担任了四年的执行总干事。安东尼尤以研究市场基础和政治关系见长，曾经发表编著《能源地源政治学》一书以及其他有关能源领域的专著和报道。其观点经常见诸西方主流媒体，在能源与地缘政治研究领域颇负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