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近期进行的一些海外收购项目不乏成功案例，但在投资主体、交易方式乃至海外投资的整体思路和长期战略方面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能源与矿产资源提供了机会，但是这种机会不是常态。在经济常态的环境中，多样化的投资主体、互利多赢的合作经营、捆绑市场份额的方式等等是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操作方式上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内容之一，日本企业以多种经济成分的商业组织为主，以资本借贷形式与资源国签订长期供应协议的投资方式值得借鉴；成立民间海外投资基金，融合海内外金融资源和人才优势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方式投资目标国的市场需求、就业机会、舆论导向、环保要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都应在海外投资的全盘考虑之内。从宏观战略和全球资源配置来看，应建立中国东西部地区国内自我循环圈、“金砖四国”资源与货币之间的大循环圈，并发展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深度合作。

　　能源和矿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血脉，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后的低价时期，为并购海外能源与矿产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企业在近期进行的一些海外收购项目不乏成功案例，但在投资主体、交易方式乃至海外投资的整体思路和长期战略方面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投资主体与交易方式

　　2009年上半年，中国石油以10.2亿美元收购了吉宝集团所持有的新加坡石油公司45.5%的股份，中国石化以72亿美元收购了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上市的瑞士石油勘探公司(Addax Petroleum)全部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中国五矿以13.86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的主要资产，华菱钢铁公司则出资11.85亿澳元成为澳大利亚FMG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虽然受到政府管制体制方面的种种限制，但中国上述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依靠自身拥有的成熟的对外投资战略管理方式，仍成功实现了海外资源并购。这些并购项日的成功也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所提供的相对容易的谈判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发达国家的资源经营主体遇到了资金周转困难和价格持续低迷的问题，渴求现金，而中国企业拥有充沛的现金，并在寻求资源。正是难得的机遇、敏锐的观察和果断的行动促成了双方的结合。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所拥有的这种机会并不是常态。2009年6月，中国铝业公司以195亿美元注资力拓集团的协议被撕毁，力拓在资源价格回升和经济危机程度减缓的情况下改为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约152亿美元的配股融资，迫使中铝公司支付约15亿美元参与力拓的配股融资，以保持拥有力拓集团公司9.3%的股权不变。这一事例再次明确地提醒中国企业，从长期来看，必须以经济常态为基础思考和处理海外资源并购。

　　就交易主体和收购方式而言，单一的收购主体能够快速决策，收购股权比较简单，这样的组合在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环境下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但是，2009年中铝公司未能按协议注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公司，2005年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未能按计划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都反映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自然资源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高度敏感性。中海油以185亿美元现金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比竞争者雪佛龙公司提出的股票加现金报价多出15亿美元，但仍然被拒之门外。当时，中海油的收购计划已经被上升到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度。在中铝公司谋求与力拓集团合作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一直担心力拓持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矿石资源被他国轻易操纵，而且在澳大利亚政府未审议之前就有59%的民众持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更多地缘于对本国资源的战略保护和对就业机会的担心，既涉及外国资本的开发战略与本国的经济发展利益能否协调一致，也包括对投资公司的综合发展控制力、企业经营透明度和用工政策等经营方针的质疑。这些因素都是资源出让国在收购价格之外极为重视的内容。简单地以资金购买股权，低价格收购矿产资源的做法容易引起资源国政府和民众的反感。

　　因此，在经济常态的环境中，多样化的投资主体、互利多赢的合作经营、捆绑市场份额的方式等等，是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操作方式上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内容之—。

　　二、多元模式与多赢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存在一些误区，其中之一是追求简单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实际上，公司董事会在控股和决策的方式上可以有很多手段，例如，配股和增发以稀释股权、调整公司海内外组织结构、转移产品和产业链上下游利益以及以金融方式操作产品定价权等，这些方式都可以威胁到第一大股东的影响力。

　　第二个问题是收购意图过于直接，“国有”形象对商业操作构成影响。据《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7月3日报道，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计划分别出资170亿美元和56亿美元联合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YPF石油公司位于阿根廷的石油资产控股权。尽管雷普索尔-YPF公司多年来一直在设法减持其阿根廷油气业务的股份，尽管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油的举动完全是商业行为，但是针对南美这一石油资源国有化敏感地区的油气资产，中国两大国有公司的收购意图自然引起格外关注。

　　日本企业的做法值得中国企业借鉴。日本对于海外资源的依赖度超过90%。该国进行海外资源并购多依靠三菱商社、伊藤忠商社、丸红商社、三井物产商社等这些商业色彩浓厚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组织。这些商社以资本借贷的融资形式与资源国签订长期供应协定，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方面的优先权。参股但是不参与资源国的资源开发和生产，在享受资源增长红利的同时，避免陷入当地就业和土地纠纷，尽量回避劳资双方矛盾。2009年7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5亿美元以私募形式购买加拿大泰克资源公司(Teck Resources Limited)的股票，不参与公司管理，这实质上与日本商社在资源国投资的做法是一样的，并且是规避政治影响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向亚洲其他国家、非洲和拉美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这些援助建立和促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但是，近年来，由于内部部门利益带来的隔离，中国的海外投资公司和援助公司之间缺少很好的沟通。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在当地进行资源领域的合作，带来非常大的潜在市场，值得中国企业综合开发利用。美国的马歇尔欧洲计划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在二战后的经济迅速复苏，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相对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强化经济内涵，淡化政治色彩。

　　成立民间海外投资基金，通过这些基金进行投资，也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首先，可以解决国内部门利益格局的局限性，以非常宽泛的金融平台吸收各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融合海内外的金融资源和人才优势。第二，对外展现的商业形象与单纯的“中”字头公司相比，政治色彩较弱，有利于商业并购。第三，市场进入和退出更为灵活多样。在面对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时，商业化经营的基金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相比之下，大型国有企业在市场波动时常常被动操作，导致资产大幅度缩水。例如，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对黑石集团等外国公司的股权投资在2009年7月的浮亏达60亿美元，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购买富通公司的股权而于2008年第三季度一次性计提157亿元人民币亏损。

　　在海外资源的投资过程中，应汲取海内外人才的智慧，全盘考虑投资目标国的市场需求、就业机会、舆论导向、环保要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仅仅是单纯地购买股权，必定会出现影响长期经营的各种障碍，与企业所期望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区域资源合作

　　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已经有30年的历史。14个经济特区的建设过程和成果，使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建设能力。现在中国政府又提出了经济带的概念，例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重庆西部发展带、带动台海两岸发展的海西区等等，以较大的地域概念作为中国经济多层次发展的局部核心。这些经济带的带头作用和辐射能力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战略层面，国家经济发展应该统筹考虑世界经济格局和资源，进行全球战略配置和布局。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正在转型，从市场增长的潜力和目前资金的充沛程度看，中国都是世界各国瞩目的重心，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期。除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资源投资和并购外，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关系、双边关系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在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都将为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打下基础。目前，中国缺乏对国家战略的深入研究，即将国家层面的政治合作与各个公司具体的经济合作以更高的形式具体化。在合作过程中，也应融合中国的和谐概念、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基。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笔者提出三个层面的大循环圈合作概念。

　　第一是中国东西部地区国内自我循环圈，这一层面的经济互补和资源共享在国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已经进行10多年，初步见到成效。

　　第二是“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在资源和货币之间的大循环圈。2009年，中国和俄罗斯签署的250亿美元贷款交换石油贸易长期协议以及输油管线的建设，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达成的100亿美元贷款交换石油贸易的10年期限协议，已经为这一层面的国际循环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和印度在资源领域的合作还没有取得长足进展。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西方比较接近，中国在这方面差距较大，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金砖四国”的概念已经被国际反复热炒，这为中国在这一循环圈的资源互换提供了顺理成章的机会。“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可以纳入“金砖四国”的循环圈内加以扩展。目前，中国在第二循环圈内的合作已见端倪。

　　第三是中国与非洲在资源领域的深度合作，这涉及双方的长远利益。非洲国家现阶段发展的需求与中国的过剩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好的互补关系。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友好援助历史悠久，中非论坛的多次举办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较为分散，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对非洲市场的深度开发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计划。另外，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具有政策松散性和政府垄断性的特点，更加需要多种形式的对非投资以适应非洲国家现阶段的发展特点。为此，笔者建议鼓励以更为商业化的投资基金形式进入非洲市场。在应对多变的非洲市场时，投资基金具有相对的灵活性。（来源：《国际石油经济》2009年第8期 作者：刘国栋 祝世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