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汇率问题在近期忽然升温？为什么美国忽然就汇率问题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难？面对美国挑起的货币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针对上述问题，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日前专门撰文，阐述种种玄机，并就中国下一步应采取的策略提出自己的灼见。
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警告，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这可视为政府官员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指出国际货币战的存在和状况。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经置身其中。9月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目前全球货币中，除美元外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主要货币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日本这一美国的亲密盟友，仅仅做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一、美国发布货币战的内在逻辑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
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金融模式面临调整。美国人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
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出口加工，显然缺乏竞争力。那么，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通过压低利率价格、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就是美国所选择的过渡模式。
由于需要改变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中，汇率的作用无疑要远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动他国汇率升值，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货币战的现实一幕，甚至美国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均未放过，更不用说东南亚、拉美这些原本就虚与委蛇的国家了。
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如果不能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话，美国的过渡模式就无法进行。
此次美国发动货币战，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可以肯定，一旦原有的条件恢复，美国最终会回到危机前的旧有模式上去。
二、中国的应对之策
现在美国已经亮出底牌，并开始实施，对中国而言，只有积极应战，别无他法。
第一，运用好“拖”字诀。由于本轮美国货币战的目的是建立其过渡模式，并会逐步恢复到旧有模式上去，因此时间不会太久。
当前运用好“拖”字诀最为重要。一方面，我们何时都不能主动地成为美国的明确的“头号对手”，需要与美国提出的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轻率地对我们的既定方针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一旦外界条件变化时，我们今天“下得过实”的棋局会带来长久的被动。
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舆论达到顶点时就适当的调整一下，在处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时，就盘整一下，不温不火、气定神闲。二是决不急于对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政策作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决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诺放弃对汇率和外汇流动的管制。
第二，运用好“合”字诀。大国生于天地间，法无定法、纵横捭阖，唱好合纵连横的大戏，自然进退有余。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到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当前在货币合作上，我们有三个方向可以主动把握：
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美国对欧元的态度注定会反复无常。一方面担心欧元强大，威胁美元霸主地位，减少国际资本对美国的依赖，因而希望欧元区震荡，欧元贬值；另一方面又担心欧元贬值，会影响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欧美产品的同质化较强，如果欧元相对贬值，国际采购必然偏向欧洲产品，必然导致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受阻。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的合作。这也恰恰为我们留出了合作空间。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欧元，一方面，高调参与欧洲主权债券的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共同构建欧元救助机制。
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业苦不堪言，但对于政治、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国文化的当今日本而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亚洲，尤其是东盟10+3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日本曾对“亚元”做过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但因美国强烈反对无疾而终。随着中国人民币的崛起，日元在亚洲已经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以“亚元”成为亚洲货币区的唯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尽管如此，能否参与探讨“亚元”仍是一个国家货币地位的象征。如果东盟10+3范围内讨论建立货币区，而日本却被排斥在外的话，那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我国可以考虑由民间(如政府出面，美国会直接阻止)发起“亚元”论坛，并主动邀请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参加，创造中日货币联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随美国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还可考虑中日之间直接以本国货币作为清算货币，并阶段性锁定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此举对于当前难遏日元升势的日本来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将大大瓦解来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不像中东那样已完全为美国所控制，独立性较强，而且其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强化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会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垄断地位，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而俄罗斯也有着货币独立的强烈愿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已两次倡议召开了圣彼得堡论坛，探讨区域货币合作。我国应加快与俄罗斯签订货币互换及石油等大宗贸易往来以本币计价的协议，并在与中亚、中东的类似合作方面释放谈判的信号，以此牵制美国迫我升值的气焰。
第三，运用好“推”字诀。所谓“推”字诀，即指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美元的贬值，东盟国家的货币普遍处于升值状态，对这些出口导向的中小国家而言，压力巨大。而东盟相当部分的出口是对着中国，其产品出口到中国加工集成后，再转出口到美、欧。以人民币作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清算货币，对减少其汇兑损失意义重大。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企稳，国际游资开始大举进入香港、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并开始大举购买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计价产品，人民币在资本市场开始受到追捧。如果说，去年我们所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像是中国的独角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开始变成众人参与的交响乐章。此时，我们应把握好节奏，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纳入到中美货币战的总体部署中来。
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众多方向与内容上，我们应优先选择对美国威胁较大的加以推动。其一，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国家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其二，在香港市场推动人民币国债的发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只有能买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才导致其主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才能逐步改变全球储备货币的结构。
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节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的净流出，意味着以人民币的形式对全球负债，当海外人民币积累到一定量级时，就会形成对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的倒逼，就意味着一部分金融自主权的让渡。届时，对金融自主权的维护，既需要国家实力，也需要全球配合。显然，当前中国的国力和与美国的关系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战略手段，单兵突进过深便会四处受敌，只有配合整体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会最终实现。
第四、运用好“打”字诀。我国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应坚持，但鉴于美国已经悍然拉开了货币战的序幕，我们对美国也应侧重“有所作为”，打谈结合，能战方能言和。
一打国债战。发行国债是当前美国政府能够维持运行的根本保证。我国已经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简单抛售，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但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从态度上，坚决打击奥巴马政府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填补其财政赤字、维持其政府运转，却又通过其政府运转来阻击我人民币的做法。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企业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打贸易制裁战。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未来五年要增加约12000亿美元的出口，显然，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是不可能。而且美国出口结构中多半是工业产成品，除个别高科技产品外，德国、日本对其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间心态相似，都不敢轻易丢掉对方市场。如果美国国会和政府最终通过所谓的汇率惩罚关税的话，中国应坚决的祭出贸易制裁的武器，坚决反击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五年出口额翻一番”的计划，逼迫其放弃货币攻击的策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运用其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其贸易政策恰恰是其过渡模式的软肋。奥巴马政府推动贸易出口额翻番，必然需要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予以强化，而汇率惩罚关税的运用，则是大大破坏了其自身的贸易环境，也使美国处于道德的洼地。其结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时，却要吞下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战。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的观点分和不一。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华尔街金融资本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此举会迫使美元贬值，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长期来看，影响华尔街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因此，华尔街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为手段，压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此，我们应大胆利用这一分歧，对于支持美政府意见的金融机构，限制其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进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则支持和帮助。同时，向欧洲、日本进一步开放，形成比较差异和利益诱惑。美国体制的核心是资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会事半功倍。
第五，运用好“防”字诀。当前，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货币战时危中有机，但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务必谨慎对待，按最坏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荡。
首先，要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08年我国曾出现了CPI 8%的增幅，而09 和2010两年又投放了18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通胀的势能很大。近一二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粮食等食品类价格、石油用品类价格、市政服务类价格，在外界环境不明朗时，切忌侥幸搞价格闯关，当前并不是价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
其次，要高度关注就业状况。与美国贸易战一旦打响，一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势必面临滞销和停工压力，直接影响到产业工人的就业。在制订财政预算时，要提前作出考虑，可在对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和补贴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关注股市的变化。随着国际游资的集聚，香港和国内股指已经开始逐步攀升。这种攀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轨迹，美元汇率和利率都将提升，而人民币升值也就不再成为主题，届时国际游资自然获利撤离，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放大盈利倍数，则股市的跌幅将会较为剧烈，自然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股市的综合管理应该未雨绸缪，以免酿成大的事件。
2、继续扩大内需占比，强化相关制度性建设。一是财政政策要继续在带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城镇消费金融体系的建设。
3、主动调整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减少可预见的损失。
未来两年，美元将处于低利率和贬值周期，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必将形成一定的相对损失，对于我们25000亿的外汇储备来说，应提前做好应对。此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也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三个选择可以考虑：一是可逐步增持欧元资产。二是石油储备的购置和石油期货的投资。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种对冲工具。我国原油(82.98,0.29,0.35%)储备的建立应加大力度，将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提早转换成石油储备，有利无害。三是进一步发挥中投和外向型企业的作用，以实体经济和战略资源投资作为金融投资的必要补充。可考虑以某种制度安排，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进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业分散，参与境外优质实体企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投资，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金融投资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庄家的尴尬。
三、中国如何在国际上引领舆论焦点
当今世界，一旦被美国锁定为“头号对手”，就势必要面对多国的联合施压，道义上处于下风。无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盖莫如是。摆脱之道是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以更高的视野和观点引领国际舆论焦点，从而跳出对方所设定的论点和语境范围，摆脱重重包围。上一次G20会议上，中国政府所抛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观点，使得我国处于有利的论战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证。
将于11月在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我国可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倡议：
1、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
2、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的予以调整。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3、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
4、“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来临时，“量化宽松”政策有稳定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压力等积极意义。但当危机企稳以后仍继续实施，并且是针对全球本位币—美元继续实施，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全球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因此，此条倡议是推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