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原油市场定价，都是以世界各主要产油区的标准油为基准。比如在纽约期交所，其原油期货就是以美国西得克萨斯出产的“中间基原油(WTI)”为基准油，所有在美国生产或销往美国的原油，在计价时都以轻质低硫的WTI作为基准油。

　　因为美国这个超级原油买家的实力，加上纽约期交所本身的影响力，以WTI为基准油的原油期货交易，就成为全球商品期货品种中成交量的龙头。通常来看，该原油期货合约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及很高的价格透明度，是世界原油市场上的三大基准价格之一，公众和媒体平时谈到油价突破多少美元时，主要就是指这一价格。

　　然而，世界原油三分之二以上的交易量，却不是以WTI、而是以同样轻质低硫的北海布伦特(Brent)原油为基准油作价。1988年6月23日，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推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包括西北欧、北海、地中海、非洲以及也门等国家和地区，均以此为基准，由于这一期货合约满足了石油工业的需求，被认为是“高度灵活的规避风险及进行交易的工具”，也跻身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三大基准。

　　伦敦因此成为三大国际原油期货交易中心之一。布伦特原油期货及现货市场所构成的布伦特原油定价体系，最多时竟涵盖了世界原油交易量的80%，即使在纽约原油价格日益重要的今天，全球仍有约65%的原油交易量，是以北海布伦特原油为基准油作价。

　　布伦特原油和WTI在品质和价格上均非常接近，近10年来的原油价格统计表明，二者涨跌同步，前者通常比后者低5%左右。比如1998年布伦特原油价格13.43美元，纽约WTI是14.53美元；2004年两者分别涨至38.29美元和41.60美元；到今年8月底纽约WTI突破70美元时，布伦特原油则超过67美元。

　　中东各大产油国生产的或从中东销售往亚洲的原油，其作价的基准油，既不是纽约的WTI，也非伦敦的布伦特原油，而是阿联酋的高硫“迪拜(Dubai)”原油。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它往往可以反映亚洲对原油的需求状况。其现货主要在新加坡和东京交易，期货交易量则很小。今年6月，纽约期交所一度与阿联酋政府密谈，试图在迪拜推出中东首家期货交易所，就是想做大迪拜原油的期货交易。

　　通常，迪拜原油会比WTI和布伦特原油便宜30%左右。比如去年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40美元时，迪拜原油只卖27美元；不过今年全球油价疯涨以来，高硫与低硫原油之间的价差最小曾缩至5美元；纽约WTI油价破70美元时，迪拜原油也超过了60美元。

　　因为低硫原油的炼制成本和技术要求较低，产出成品油比率较高且炼油装置运行更平稳，目前全球约800家炼油厂中，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几大炼油厂在内，80%以上只能加工低硫原油。这也是WTI和布伦特原油价格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预见到全球对低硫原油的强劲需求，日本、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即相继投巨资改造炼油厂，以便大量加工高硫原油，因此在国际油价不断升高时，日、韩所受影响相对更小，抱怨声也最低。

　　中国早就参与国际原油交易，但中国所产原油的作价机制，迟至1998年才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不过，我们既不以WTI或布伦特原油为参照，也不以迪拜原油价格为基准。比如大庆、胜利等多数油田所产原油，定价时是参照印度尼西亚原油的官方价(ICP)；少部分中国产的轻质原油，则与马来西亚轻质原油TAPIS的价格联动。

　　中国越来越大量进口原油，中石化和中石油也更直接感受到原油价格变动的影响。由于技术落后，中国多数炼油厂长期只能加工低硫原油，比如中石化去年加工的原油，仅有20%含硫较高；而上海石化直到今年2月份，才建成可加工高硫原油的新设备。因此纽约和伦敦的原油价格飞涨，加大了中国各大炼油厂的生产成本，加上国内成品油与原油的价格倒挂，致使多年来整体盈利的中石化，今年上半年竟报出炼油业务亏损的成绩单。

　　于是我们看到，8月29日中石化公布中报时，迫于炼油业务的巨大亏损压力，不得不表示：“将努力增加高硫、重质原油采购和加工量，降低原油采购成本。”就是说，持续上冲原油价格，逼得中石化必须下决心投巨资，加快炼油厂的技术升级和设置改造，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原油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