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各种国际组织的创建、规范性国际制度的确立以及各种避险工具的研发和广泛使用都没能减少国际市场上的风险，相反风险出现的频率、强度和烈度在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危害足以与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而且使传统的风险识别、评估、控制与恢复的管理模式变得力不从心。
几十年来，传统的企业风险管理的对象一直锁定在：1）所持有的各国货币的汇率风险；2）所持有的各种债权、债务、有价证券和其他款项的利率风险；3）所持有的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4）在使用各种衍生工具过程中缔约方违约的信用风险；5）勘探开发过程中的项目决策和管理风险等等。随着全球化、法治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海盗掠夺财富的方式改头换面且披上了合法外衣，同时该方式被各国广泛地接受，于是使得风险由这些单一风险演变成了复合型和制度竞争性风险。因此，靠原有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对现代化的风险进行管理已基本上无效，相反还会增加企业的各种成本，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
一、源自产业分工及其细化的风险
上世纪70年代前，金融和实体产业一直是一体化运营的。此后，在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因素的出现，使国际间资金流动的规模空前巨大；同时金融逐渐呈现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的“虚拟化”特征。一方面，国际银行贷款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贸易的增长，使国际贸易交易的总金额只占到全球金融交易量的1%左右；另一方面，一大批在国际资金流动中居于突出地位的离岸金融中心开始出现（尽管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大都出现在经济和贸易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开曼群岛等），加速确立了金融在所有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①出现之后，全球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金融业从实体产业中独立出来，使实物资产、实体产业加工品的定价逐渐走向了金融化。国际金融资本即使不与产业资本融合，也能通过金融创新、资源的金融炒作和商品定价权的操纵等金融工程手段，稳稳地占据经济产业链的最高端。
美国通过制造各种危机，使用“规范性”的技术手段，例如国际货币清算机制、银行业务交往中所设置的安全藩篱等手段钳制目标群体，胁迫各国接受“华盛顿共识”，进入到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以采取浮动汇率制、开放资本市场、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政府管制等政策为交换条件，使其他国家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价格低廉且劳动者素质较高、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并让渡出大部分初始的利润才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同时，这些新兴经济体对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善。
有资料显示，目前全球70%以上的制造业产品（以低端产品居多）都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完成的。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的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时，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资本优势、先进技术和垄断地位，并借助金融衍生品创新，通过掌控商品定价权，最终取得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攫取了产业资本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制造能力的提升，推高了其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和补贴，进一步刺激了制造业提高产能的内动力。结果是能源补贴实质性地补贴了西方的广大消费者，却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石油供给的安全风险，同时承担环境灾害带来的苦难。
另一方面，金融对自然资源拥有高度的倾斜与偏爱，通过各种金融工程工具的创新，延伸到了实体产业中，金融不但大量攫取了实体产业领域的资金，也使后者不能更加有效地扩大再生产。通过垄断和提高资源价格抬升实体产业的生产成本，金融对实体产业形成双重挤压，造成实体产业没有避险能力，或者导致靠自我积累发展模式的实体企业“自然”衰败。
然而，埃克森美孚、壳牌、BP、雪佛龙、德士古和康菲等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出于避险的需要，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就陆续增强了在石油金融领域的渗入。到本世纪，它们逐渐实现了实体和金融产业的有机结合，甚至两者全面发展，使金融成为石油产业经营中的一部分。这使得石油成为货币超发后沉淀货币的工具和资本运作的对象。
二、产业链缺位的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的阿莱（Maurice Allais）和美国的拉鲁奇（Lyndon LaRouche）把全球金融体系描绘成巨大的倒金字塔结构，展现了全球经济产业链中财富上缴和索取的残酷关系（见图1）。
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占据经济产业链（生物链）的最高端，轻松地攫取产业资本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发展，国际金融资本根本不需要与产业资本融合就能参与世界财富的分配，主要方式如下。
1）参股超大型的商业连锁机构或企业集团。通过国际采购联盟的规模采购来操纵商品价格，掌控定价权，挤压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虽然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抗风险能力相当脆弱。中国企业生产石油装备、配件、工具、油井管材的净利润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是这个原因。
2）借道资本市场。国际金融资本凭借自身在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和巨大声望，炒作资本市场，攫取社会财富。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中国石油神话”，就是由瑞士银行一手操纵出来的，结果使中国的普通投资者深受其害。
3）利用各种金融体系的漏洞攫取财富。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等都是这一方式最好的诠释。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金融危机，最后演化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的身影随处可见。伴随着美国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2万多亿美元的基础流动性已注入全球市场。不仅美元的地位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减轻美国实际还债压力的同时，还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并在实质上达到了长期低利率的目的，降低了融资成本。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驱使美国金融机构到新兴市场谋取暴利，致使新兴市场的资本价格、物价飞涨；另一方面驱使他们战略性收购发展中国家被低估值的实体企业，进而利用漏洞一举控制发展中国家竞争与生存的能力。
4）通过炒作大宗商品期货，抬高制成品的价格。从原材料和能源两方面参与首次利润分配。进入21世纪后，国际油价的暴涨暴跌就是由于国际金融资本恶性操纵[2]，以实现其不通过实体产业就能进行全球财富首次分配[3]的目的。
对比全球经济产业链（生物链），中国石油企业目前从最乐观的情况考虑仅处于该链第三至第四层的中间阶段，因此中国石油企业面临的风险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虽然企业几乎都表示支持，但是所做的工作大多只是局限在产品升级（例如产品质量、技术、差异化、附加价值和国际竞争力的升级），或是产业管理技术的升级（例如管理模式、结构、绩效评价等），几乎跳不出原有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与产业资本运动直接相关的金融资本范畴，做不到在实体产业基础上的金融化升级、借用金融工程工具避险能力的升级、利用金融工程工具融资、经营能力的升级和驾驭金融市场能力的升级。这样，就把自身束缚在国际产业分工细化的中下端。
三、拒绝石油金融工程工具的风险
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产油国就不断追求原油和粮食等商品的同等贸易条件，但由于美国是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和定价市场，国际粮价也是以美元计价。当美元超发、纸币泛滥时，其实际购买力必将下降，因此，美国的金融财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是将粮食价格推升，进而直接影响到中东北非产油国的粮食安全（多数产油国粮食自给能力不足30%）。脆弱的社会稳定基石——粮食价格的暴涨，直接推动了产油国与国际石油、金融垄断集团的抗争，产油国最终走上国有化之路，同时使跨国石油公司在上游的垄断地位不断下降。直到今天，“美元超发（实际购买力下降）—粮价暴涨—油价暴涨—全球货币购买力再平衡”的魔咒也未被打破，还出现了粮价的暴涨暴跌几乎总是超前于油价涨跌16个月的现象，使粮价成为了油价的先导指标（见图2）。
为了不失去对石油市场的有效操控和垄断，国际金融、石油财团需要另辟蹊径，借助美国构建的全球化平台，特别是国际银行间交易、清算体系，在石油市场上进行更高层次的利润再分配。他们创造出了众多的石油金融工程工具，不仅为财团调控市场提供便利，也为美国快速溶解超发的美元，实现货币殖民和掠夺财富服务（见图3）。
随着石油金融工程工具（蓝色字体）和制度安排（红色字体）的不断创新，油价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在增加。虽然西方宣扬的理论是，期货市场在宏观经济中具有减缓价格波动的作用，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由于石油金融工程工具不断地被创新出来，工具系统的风险叠加又增加了原有市场的价格波动和风险，随后经过制度规范来降低这种价格波动和风险，这样使市场始终处在“创新—规范—再创新—再规范”的螺旋递增式的演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金融石油财团为了更好地牟利，甚至不惜通过立法制造漏洞[4]来追求其金融收益完全脱离实体产业的目的。因此，系统风险必将转嫁给实体产业。
从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ISDA）的调研结果看，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71家明确报告利用衍生品市场来管理或规避面临的商业和金融风险，约占500强企业的94.2%，只有22家企业报告不曾介入衍生品市场，中国企业就在这22家企业中。
对于金融工程工具的使用，石油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是出于避险需求，进入21世纪后就转变为融资需求和经营需求了。上世纪90年代埃克森、壳牌、BP、雪佛龙和康菲等国际石油公司出于避险的需求，使用的金融工程工具主要集中在远期（Forward）、期货（Futures）、期权（Option）和掉期（Swap）等，用以锁定信用风险和部分油气交易过程中价格波动的风险。进入21世纪，特别是自2000年起开始实施的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衍生工具和保值活动计账规定”和2000年9月出台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等一系列法规实施后，进一步加速了金融工程工具的创新和使用规模。创新使金融工程工具迅速由避险类拓展到融资类和经营性的金融工程工具，包括CDO、CDO squared、合成CDO、融资租赁、石油污染责任信托基金、合同能源管理基金、保险和再保险以及SPV等，这些工具可以把市场风险全部导向那些没有使用石油金融工程工具，或使用金融工程工具时错误配置资产的企业。
以BP公司为例，1989年使用金融工程工具总额只有304.4亿美元[5]，2005年大幅增加到4593.55亿美元[6]，增长了15倍；壳牌公司同期也增长了6.25倍。因此，即使2010年4月BP公司在墨西哥湾发生了漏油事故，它仍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这一意外的风险。
由于惧怕使用石油金融工程工具，中国的石油企业反而处在了更多的风险敞口中，其盈利能力、避险能力无法达到规模相当的其他国际石油公司的水平。
四、经营决策的风险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现在，美国经济总量增加了约14倍，货币供给M2增加了15倍，但美国国内物价仅上涨了4.73倍。经不变价格换算后，美国人使用汽油的价格基本上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或2004－2007年的高水平相差无几，低于2008年7月份的水平（见图4）。尽管汽油价格处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但是美国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加，淡化了油价上涨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因此，美元的贬值在某种意义上使产油国长期补贴了全球，特别是美国。
美国不仅通过操纵汇率来降低美国百姓，特别是降低美国军方的用油支出，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完成了以市场换低价油源的战术布局，实现了美国低成本用油的战略目标[7]。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石油以美元计价后，石油资源资产价格就开始了巨幅波动，石油资源资产价格与其真实价值的背离给石油企业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经营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一类风险，笔者建立如下经营决策模型：决策判定值Δ＝名义油价－有锚油价（注：有锚油价是美元加锚后表示的油价，锚就相当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黄金）。
将1996年1月至2011年5月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经营决策图（见图5）。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Δ值处在风险溢价区（绿色区）时，即资源价格高于资源本身价值，石油资源资产出现了正溢价时，产油国为使本国资源资产收益最大化而将资源收回或更改已签合同的条款，削减外国投资方的盈利规模，或将油气田储量资产超值兜售。跨国公司习惯于在原油高溢价时进行资产整合，剥离集团公司准备退出的经营部门。于是，跨国石油公司及其金融财团往往会借此时机提高待出售资产的报价或是炒高待出售已上市子公司的股票市值来从中牟利。在这种时期，中国国内石油资源资产也出现了高溢价，应加大上游勘探开发投资，提高国内资源资产价值和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当Δ值处在机会溢价区（橙色区）时，石油资源价格低于资源本身的价值，石油资源处在负溢价状态。产油国往往因竞相违约增产、市场需求不振或国际游资恶意打压油价等因素，给产油国带来巨大的财政困境而迫使产油国开放市场，寻求更多的合作，进而为石油公司的国际化带来最优机遇期。这也是中国国内上游市场限产、减产和中下游产业进行产业升级的最佳机遇。
如果不能准确地掌握Δ值的走势，就不能准确地掌握国际化的时机，石油公司的风险控制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石油公司对这类价值规律的认识不足，不能寻找到合理的资源资产价值中枢之所在，就会带来国际化过程中不必要的风险。
注释
①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出现于1989年，是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参考文献
[1] 解保华，李彬联.资源金融炒作与次债CDO精巧设计：为国际金融资本挖掘了坟墓 [J].当代财经，2009（7）：50.
[2] CFTC .CIVIL ACTION [EB/OL]. [2011.5].http：//www.cftc.gov/ucm/groups/public/@lrenforcementac-tions/documents/legalpleading/enfparnoncomplaint052411.pdf.
[3] 冯跃威.“奥德赛黎明”：石油财富洗劫战 [J]. 中国石油石化，2011（11）：44-47.
[4] 冯跃威.探寻疯狂油价 [J]. 国际石油经济.2008（12）：12-24.
[5] 于民.七家国际大石油公司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研究 [J]. 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1（6）：5-12.
[6] 张东撒.中外石油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情况对比——兼议中国企业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缺陷 [J]. 经济论坛，2006（18）：71-72.
[7] 冯跃威.美石油业断奶的多米诺效应 [J]. 中国石油石化，2011（10）：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