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新的石油交易所及相关计划不断推出。5月5日，伊朗宣布成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8月18日，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石油交易所将开业；卡塔尔已计划建立一家名为国际商业交易所(IME)的能源交易所，预计11月份开业，并提供电子交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计划今年推出迪拜商业交易所(DME)；据有关报道，俄罗斯打算于明年推出以卢布
 
 
  
 
 
 
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还有一些产油国家正在考虑推出自己的石油交易所。如果加上已有的石油期货交易所，全球将有约十家石油期货交易所。那么，在遍地开花的石油交易所背后，到底有何利益之争呢？

　　石油期货交易之争

　　全球石油交易分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两类。其中，石油期货市场在国际石油定价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全球范围的主要的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以及最近几年兴起的东京商品交易所等(TOCOM)。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NYMEX是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所，原名为纽约黄油和奶酪交易所，建立于1872年，1882年改用现在的名称。主要交易品种有石油、金属和农产品等。1978年11月推出了取暖油期货交易；1982年上市含铅汽油期货合约(1986 年被无铅汽油期货合约取代)；1983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原油期货合约，即轻质原油期货合约，主要交易标的是美国著名的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因此该合约被称为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TI)合约。1985年，WTI期货交易规模超过取暖油期货，2001年成为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为便于风险管理和交易，NYMEX还提供相关期货合约的期权交易。除了每手1000桶的原油期货交易外，NYMEX还设计了每手500桶的原油期货电子交易合约。除了WTI 外，NYMEX还挂牌交易迪拜原油期货合约和加拿大原油期货合约，以及国内另外三种级别的原油期货合约。由于WTI期货合约具有优秀的流动性，价格也很透明，因而成为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

　　1999年成立的期货业后起之秀伦敦洲际商品交易所(ICE)于2001年并购了全球第15大期货交易所—— 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并于2005年4月将延续了1／4世纪的布兰特原油期货、柴油期货和相应期权的公开喊价改为电子交易。ICE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期货电子交易商和场外市场(OTC)交易商，主要交易能源商品合约。ICE在亚特兰大、芝加哥、休斯顿、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办事机构。伦敦布兰特原油既有现货市场，也有期货市场。英国北海轻质原油布兰特已成为该地区原油交易和向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原油的基准油(主要包括西北欧、北海、地中海、非洲以及中东部分国家)。

　　但是，就在ICE并购IPE之际，NYMEX推出了布兰特原油期货和期权合约的交易。而且，NYMEX还在全球通过合资的方式扩展。前面提到的迪拜商业交易所(DME)就是NYMEX与当地一家公司的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NYMEX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其中东业务的扩展。2004年时，NYMEX曾表示准备在新加坡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在当地建立石油期货交易所，以此加强亚太地区的业务。

　　在世界著名的石油期货交易中，电子化交易的重要性日益体现出来。著名的交易所要么借助电子化交易系统进行全球扩张(如ICE)，要么借助合资入股的方式进行全球扩张。而且，更富进攻性的是NYMEX推出的布兰特原油期货交易。

　　可以看出，石油交易所之竞争，既是交易所自身的生存和扩张之道，也是全球石油期货交易市场一体化的路径之一。不过，这并不妨碍产油大国推出自己的石油交易所，但产油大国的石油交易所将面临世界著名交易所多种形式的竞争，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

　　计价货币之争

　　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世界原油期货交易中大都以美元计价，NYMEX的原油期货交易、ICE的布兰特原油期货交易、新加坡场外原油期货交易等都是如此。东京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交易则以日元计价；伊朗新成立的石油交易所以欧元计价；俄罗斯也曾打算以欧元计价来销售石油，但目前准备于明年推出的原油期货交易可能还是以卢布计价。委内瑞拉日前宣布准备以欧元计价出口原油。

　　原油期货交易为什么会有计价货币之争呢？对美国而言，它当然愿意所有的交易都以美元计价，这样可以进一步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也给美国购买商品带来很大方便，至少减少了汇率上的波动。作为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支付的是本币美元；而石油出口国的石油美元在正常情况下又往往回流至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美国由此既享受了进口资源的福利，又享受了石油出口国转让的资本福利。美国只要开动印钞机，全球商品都可以归美国支配，其中有巨大的“铸币” 收益。

　　作为国际贸易计价的货币，通常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美国为解决自身的贸易逆差问题，2002年以来基本放弃了“强势美元”政策，并推动美元大幅贬值。2002年至2004年，欧元、英镑、瑞士法郎、澳元和加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兑美元大幅升值了50％以上，日元兑美元也升值了30％左右。尽管2005年美元兑主要货币反弹了近10％左右，但目前美国再一次推动美元贬值，试图解决其不断上升的贸易逆差问题。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是因为日本和德国生产的汽车和电子产品给美国的相关产业带来了致命的冲击)，因此不能重走美元贬值的老路，否则美国贸易逆差不仅难以缩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一意孤行地让美元贬值，既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原油期货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石油输出国的收入。尤其是在9.11之后，许多石油美元离开了美国金融市场，转而投资欧洲金融市场，但面临着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

　　因此，为了反对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石油资源进行掠夺，稳定和提高自己的收入，增强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话语权，不少国家越来越多地考虑利用目前处于相对强势的欧元定价。当然，以本币定价进行原油期货交易的国家，还有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意图，如日本和俄罗斯等。

　　定价权之争

　　一般而言，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对全球经济都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从当前原油市场期货价格来看，除了受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导致需求较旺、中国和印度进口原油数量不断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外，也深受地缘政治、美元贬值和投机力量的影响。这是因为，原油期货市场交易主体由套期保值方和投机方构成，在2003年以前，套期保值的力量要远大于投机力量；但从2003 年开始，投机力量不断上升，尤其借助中印需求概念、自然灾害可能致使原油供给中断、石油生产国工人罢工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不断推升油价，最终导致油价在60美元／桶至75美元／桶之间波动，并大有继续上行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原油期货市场的定价功能正在被扭曲。布什总统今年还曾专门警告原油期货投机者不要肆意推高油价，石油期货的投机力量才有所收敛，因为美国政府手中拥有7亿桶左右的战略石油储备，如果释放出的话，将导致油价大幅下滑。

　　由此我们发现，虽然美国拥有决定石油期货价格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但石油定价权在特定的情况下仍会被投机力量操纵。拥有了石油交易所，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石油的定价权，尤其是对石油消费国而言。由于投机力量的作用，国际上多个石油市场之间的套利空间会很快缩小，多个石油市场同一质量的石油价格会趋于一致。也就是说，国际投机力量对于一国国内原油市场仍然具有较强的支配力量。因此，对于需要进口石油的石油消费大国而言，交易所并不一定是石油定价权的基础，战略石油储备才是保证石油定价权的重要筹码。

　　对于产油国而言，拥有石油交易所就意味着拥有石油定价权吗？实际上，在一国石油供给相对有限、石油交易所参与者也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既有的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将同样支配相对封闭的石油交易所相关交易品种的价格。所以，拥有石油交易所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拥有了真正的定价权。

　　因此，石油交易所的定价权更多地是对石油消费国有用，并且取决于其战略石油储备。

　　地缘政治之争

　　其实，伊朗建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俄罗斯建立以卢布计价的原油期货交易，也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在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中，伊朗是惟一未被驯服的对手。正如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样，美国一直在寻找机会制服这一对手。但在时机未完全成熟时，防止伊朗过于壮大以至于对大中东战略形成威胁，是美国目前首要考虑的问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微妙的态度。而伊朗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积极利用有限的空间不断壮大自己。建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是伊朗利用石油资源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手法之一。

　　同样，俄罗斯也正在积极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石油资源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以反击北约的东扩和美国在独联体一些国家策划的“颜色革命”，并积极利用能源武器，结合卢布的国际化，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对中国的启示

　　对中国这样的石油消费大国而言，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交易所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立了石油交易所并不一定就能保证我们对石油的定价权，而通过多种方式加快建设战略石油储备才是保证我们拥有石油定价权的重要手段。而且，对于国际投机力量，我们应该有相应的制约办法，一是联合石油消费国限制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投机力量；二是以一定的外汇储备建立期货市场的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市场操作手段，配合战略石油储备的建设，有效地打击国际投机力量对原油价格的操纵。

　　韩国反商业贿赂——难

　　一场反腐败风暴把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刮进了牢房，他被控指挥集团筹措巨额秘密资金用于行贿等不正当途径，这也再次折射出韩国的商业贿赂问题。

　　政府干预与商业贿赂正相关

　　韩国是一个商业贿赂问题颇为严重的国家。由于韩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相当深，因此商业贿赂往往表现为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集团)通过提供政治献金换取商业利益。在导致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锒铛入狱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发现现代、乐喜金星、大宇、东洋、鲜京等韩国30多家世界级财团都卷入了政治献金丑闻。财团领袖们违反的法律从总统选举法到城市规划法、刑法、建筑法、外汇管理法等，共达19种之多。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职期间，不仅从韩国大企业集团老板那里定期收取好处费，而且还在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和高尔夫球场建设投标中狮子大开口，大肆收贿。韩国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在法院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他每年中秋和新年都向全斗焕提供30亿韩元。按此说法，以每年60亿韩元计算，全斗焕在7年总统任期内仅从郑周永处获得的好处就达420亿韩元。如果韩国30家大财团都提供好处的话，即使按每家200亿韩元计，全斗焕7年间也获得了6000亿韩元的资金。除30家最大财团外，统计资料还显示，全斗焕还从其他财团获得1000 多亿韩元，这还不包括在选举中名目繁多的各项政治资金。

　　商业贿赂的高发领域

　　与其他国家一样，航空、军火、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是韩国商业贿赂的“高发区”。如在涉及韩国、美国、加拿大三国的洛勒尔公司韩国军火合同案中，洛勒尔公司为赢得韩国政府的飞机侦察和遥控设备生意而动用了色情和贿赂手段，韩国前国防部长官李养镐、前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前环境部长、前贸易工业和能源部长、三名军火商、四名军官(包括一名将军) 相继在金钱和色情攻势下缴械投降，甚至有消息说前总统金泳三之子金贤哲也卷入其中。

　　由于在不同时期韩国企业所追求的商业利益焦点不同，因此商业贿赂高发领域也不尽一致。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20年里，财团希望换取的主要商业利益是银行信贷、战略性产业的市场准入机会(以及相应的政策优惠)。由于韩国企业奉行高负债发展道路，1997年末韩国30大财团平均负债／资本比率达380％(2003年仍高达172％)，这样，东亚金融危机造成众多不良金融资产和资本结构恶化但产品销路依然良好的企业之后，财团希望换取的主要商业利益转向勾销企业债务，以及廉价购买资本结构恶化但产品销路良好的企业的机会。

　　秘密资金被用于三个方面

　　在现代汽车集团丑闻中，根据截至4月28日韩国检方的调查结果，自2001年以来，郑梦九指挥集团共筹措秘密资金1300多亿韩元。这笔巨额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政治游说换取直接商业利益、投入选举、为郑梦九之子郑义宣取得企业继承权做准备。

　　政治游说换取直接商业利益

　　2006年3月24日，韩国投资咨询公司Investusglobal代表理事、金融界社交大腕金在禄因收受 14.5亿韩元帮助他人贷款或收购亏损企业而被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拘留。3月26日，韩国大检察厅搜查现代子公司Glovis 公司金库，发现现金、可转让存单及美元等秘密资金合计约数百万美元，以及详细记录贿赂政界人士等秘密资金用途的账本。 4月13日，大检察厅宣布，已经找到线索，表明金在禄接受现代起亚数十亿韩元资金后，为消除现代起亚债务而游说政界人士。通过企业并购和剥离债务等操作，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总裁郑义宣父子赢得了丰厚收益。涉及此次秘密资金案件的企业结构调整专业公司有五家，它们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起亚集团并购其他经营不善企业的过程，其基本操作手法是低价收购亏损／高负债企业，然后通过企业结构调整提高被收购企业的价值，再高价转卖。

　　投入选举方面

　　韩国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以来，已经出台了多项法规限制政商勾结，然而，政商勾结的传统非但未根除，反而在某些方面“发扬光大”。首先是“商而优则仕”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届韩国内阁不少成员出自三星、现代、LG、SK等大企业管理层，一些巨商甚至亲自出马竞选总统，如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之子、原现代重工集团(世界最大造船企业)首席执行官、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就参加了2002年总统竞选，当时他是现代重工集团最大的私人股东，持有该集团11％的股份，价值约1.36亿美元。其次，由于民主化后各级选举繁多且选举已经成为“资金密集型产业”，政治献金获得了新的孳生土壤。尽管韩国近年推行所谓“清洁选举”，法律规定每名参选者竞选费用不得超过11.2万美元、国家财政要为参选党派和候选人提供一定费用、公营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等，但是，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在2000年的韩国议会选举中，一名候选人要在地方选举中取胜，平均支出高达375万美元，相当于法律规定上限的30多倍。在这种情况下，政客们必然会寻求从企业取得政治献金，而企业也希望与政客们形成投桃报李的关系。近两年，不少财阀都曾经卷入政治献金风波：

　　——2003年8月，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自杀，死前涉嫌在对朝经贸合作中向韩国高官行贿150亿韩元。

　　——2004年，检方调查总统选举资金时，查出现代资本公司地下金库保管的100亿韩元转给了大国家党，6.6 亿韩元转给了执政党。

　　——三星政治献金丑闻。2005年7月，韩国曝出“窃听丑闻”，韩国检察机构从国家情报院搜出274盘涉及非法窃听的录音带。韩国MBC电视台播放了一盘称作“X档案”的录音带，这盘录音带录下了1997年大选前韩国《中央日报》社长、前驻美大使洪锡炫与三星集团副总裁李鹤洙的谈话，两人在谈话中涉及了向执政党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及其他有潜力的候选人提供大选资金。同年12月14日，汉城检察厅就此案进行宣判，却以证据不充分为由决定对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副总裁李鹤洙以及洪锡炫等人不予起诉。两名记者根据“窃听丑闻”中曝光的录音编写了整个“行贿丑闻”，检察机构则以违反《信息隐私法》起诉了这两人。

　　为郑义宣取得企业继承权做准备

　　郑义宣于2005年3月被提拔担任起亚汽车首席执行官和总裁，因此韩国检察机关怀疑，现代起亚集团近年的一系列内部收购和资本运作都是为了帮助郑义宣取得企业继承权。

　　韩国财团家族通常直接控股一家中心公司，然后借助这家中心公司间接控制众多子公司、孙公司，只用少量资本就能够操纵资产庞大的商业帝国。如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直接持有的该集团效益最佳企业三星电子的股份不到2％，就已经能够通过种种渗透的方式牢固控制三星电子。2003年，三星电子的其他股东们曾经强烈抱怨对公司决策没有知情权，且要求提高公司分红，但李氏家族仍然能够将这些要求拒之门外。由于继承税和赠予税较高，为了世代控制财团，财团家族往往通过低估股价转让给继承人以及复杂的关联交易等方式进行“违法继承”和“变相继承”，逃避继承税和赠予税，这种现象已经成为韩国显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少企业都卷入相关诉讼，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如，李健熙长子、三星电子公司常务董事李在鎔被认为是李健熙的继承人，三星集团旗下控股公司Everland的股票1996年时每股最低价格为8.5万韩元(约合70.8 美元)，但李在鎔该年却以每股7700韩元(约合6.4美元)的价格购得Everland发行的125万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由此获得的账面溢价收益至少为966亿韩元(约合8008万美元)。如果李在鎔将这些债券转换为公司股票，就可以巩固自己在整个集团中的地位，有助于其将来控制三星集团。这笔交易很早就引起了民权活动家的抗议，他们指责三星集团非法将资产转移给李氏家族后代，从而确保李氏家族对集团的永久控制，并于2000年6月向汉城检察机关检举李健熙，要求对李氏家族进行税收审计。2005年12月1日，汉城市检察机关以涉嫌在1996年以低于市场价格向李在鎔出售可转换债券的罪名起诉Everland前总裁许泰学和现任总裁朴卢彬。2006年2月，李健熙家族就违法继承事件向韩国国民道歉，并捐献了8000亿韩元“谢罪金”。

　　路漫漫，雾重重

　　面对严重的商业贿赂问题，韩国政府也进行了积极的整治，但积重难返。而且，由于财阀在韩国经济乃至韩国涉外事务中影响巨大，即使韩国执政者想根治与财阀有关的商业贿赂和政治腐败行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2003年，三星、现代汽车、LG、SK四大财阀占韩国股市市值总额的1／3；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58％；海外投资占总额的43％。2005 年，三星集团销售总额1508亿美元，相当于韩国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现代起亚汽车贿赂丑闻暴露后，其海外经销商和合作伙伴担心现代品牌形象受损害，纷纷放慢了合作步伐：现代汽车在捷克的合资工厂开工典礼延期；与IBM的技术合作协商中止；现代汽车一些子公司的合同被合作方要求搁置……彭博资讯认为该案可能导致现代汽车跻身世界汽车业五强的梦想彻底破灭。4月22日，韩国配件企业合作会向检方提交了全国1800家企业5万员工签名的请愿书。看来，韩国反商业贿赂运动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