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全球原油市场屡次“见证历史”,超低油价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石油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在此过程中，沙特原油出口动向值得关注。根据彭博社等权威媒体披露，沙特在减产协议达成后，随即下调了5月份对亚洲出口原油的官方销售价格，其幅度为在其4月份售价基础上继续下降4.2美元/桶。
从表观上分析，此次沙特的降价行为充分反映该国在当前形势下对亚洲原油消费市场的重视和维护。一方面，近年来，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国占据着亚洲原油市场最大份额，特别是沙特，其自身就满足了亚洲原油进口总量的1/5，且长期将亚洲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与产量规模较接近的俄罗斯相比，2019年沙特原油出口总量的近80%售往亚洲市场，售往欧洲和美国原油不足20%；俄罗斯则不足40%的原油出口亚洲地区，售往欧洲地区原油占比接近60%。另一方面，尽管新冠疫情全球性蔓延严重影响了世界油气消费规模，并导致国际油价接近历史低位。但疫情后，亚洲市场在我国、日本和韩国等引领下，或将成为经济恢复相对较快区域，原油消费需求增长预计先于欧洲、美洲等全球其他地区。伍德麦肯兹等机构即预测，亚洲原油市场需求将在6月份从当前2900万桶/日的较低水平回升至3200万桶/日。因此，守住甚至扩大亚洲消费市场份额，也是在争取未来中长期原油出口稳定乃至增长的潜在空间。这正是沙特现阶段按减产协议降低出口规模后，仍然继续降低亚洲原油出口售价的内在逻辑。
从深层次分析，此次沙特对亚洲国家的降价行为，同样反映出全球原油市场的深刻变化，即需求增长已经主导了国际油价的未来走势。从近年来油价大跌的驱动因素和持续时间看，2008年国际油价从147美元/桶以上骤降至40美元/桶附近，是在规模稳定的全球原油供给能力下，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市场油气需求增长预期所导致的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因此，低油价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且波动走势整体呈“V”形，表明尽管需求侧引发了油价暴跌，但供给侧是油价走势的主导因素。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从110美元/桶以上跌破30美元/桶，是美国页岩油2011年起产量快速增长推动全球原油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及新能源较快发展，致使原油需求增长预期停滞导致。因此，低油价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且在后续产油国地缘风险及OPEC+协议减产等支撑下，波动走势整体接近“U”形，表明供给侧依然是油价走势的主导因素，但需求因素已开始影响低油价持续时间以及其后续反弹高度。
而在本轮油价暴跌前，经过近十年的高效发展，美国页岩油已使全球石油行业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能够持续扩大包括非常规油气在内的各类资源产量规模并大幅降低其发展成本；美国页岩油与OPEC+争夺世界原油出口份额的“零和博弈”，更是使全球市场意识到未来原油供给或将长期宽松，需求增长潜力已代替“供给峰值论”，成为决定国际油价中长期走势的主导因素。在此期间，同样受益于技术进步，2009-2019年间风、光、氢等新能源发电的全生命周期平准化成本持续降低。如部分陆上风电降幅70%、部分大型地面光伏下降89%等，显著抑制了能源市场对未来中长期油气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的预期。正在进行的新一代能源革命就是要建立以电为核心的现代能源体系，通过发展风电等各类新能源“代煤代油代气”。因此，当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世界原油市场消费大幅下降，即使OPEC+重新达成史上最大额度减产协议，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国际油价下跌走势。
事实上，笔者并不认同国际油价将停滞在现阶段价格水平长期波动，各类原油生产的完全成本才是油价理性波动的“价值线”。但从中长期看，剔除货币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确实难以回到2014年下半年前的较高水平，需求增长主导国际油价未来的大势已经确立，沙特当前坚持巩固亚洲消费市场的行为，也仅仅是石油行业新一轮变化的开始。
我国石油行业须充分认识并利用国际原油市场的新变化。正如中国石油刘朝全专家指出，在国际油气市场上，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都有相应的话语权。在需求主导的买方市场环境下，我国应借助油气进口大国的优势，将市场作为未来油气贸易的核心议价能力，积极争取应有权益。譬如，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新冠疫情后的复工复产中，部分区域加油站业务已恢复到正常时期80%-90%水平，表明我国消费市场仍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能够消纳包括沙特在内的部分产油国以合理价格出口原油，为我国石油企业通过贸易保障国内油气资源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又如，我国可以联合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其他亚洲油气进口大国共同行动，提高整个亚洲地区在全球原油市场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逐步引导历史上油气“亚洲溢价”转向更为合理的价格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