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油价飙升，像个诡异的幽灵在世界舞台上游走、徘徊，几乎攫取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所有目光，由此引发了世界对于能源供应安全的空前的关注和焦虑。事极必反，很多全球性政治、经济大事被胡乱抹“油”，其本源反而被忽略。
世界能源供应安全，各国能源政策得不到建设性讨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不遗余力地推销它们片面和短视的理论，在人们的焦虑和困惑中渔利。“中国发展嗜油论”、“中国掠争石油资源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层出不穷。
中国经济发展带动能源消耗增加的路程，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是一样的。需求增加本身不威胁能源供应，能源供应安全决不可孤立地归咎于中国。中国不可能单一地制造问题，同理，也不可能独自解决这个全球的战略问题。
石油供需分析的政治化和庸俗化，正在严重妨碍全球联手建立安全能源供应的合作。宝贵的市场时机被贻误，对各国人民间的政治互信也造成了伤害。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将会给全球政治、经济的长期共同利益带来不可弥补的无法调和的损失。
与以往的油价“跳闸”相类似，现行的油价持续高企是由一系列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市场和心理原因造成的。
数据证明高企的石油价格背后并不存在石油资源的即时枯竭，但它再一次给各国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石油不能作为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唯一的、甚至主要的“粮食”，它不是一种可靠可依赖的发展资源。
放弃对石油的过度倚赖，推行“多元化”和“多样化”能源政策,需要各国政策制定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眼光承受中短期的阵痛为代价，从而获取本国能源供应的长治久安。
危机因人为，非在储量
过去20多年对能源供应产业的长期过低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失灵和地缘政治风险陡增是油价高企的根本原因，它们使全球能源需求失去了传统的“保护伞”，导致石油价格严重被人为操纵。
自八十年代初石油工业的黄金时代彻底破产以来，许多石油企业陷入了了长期低潮、萎靡，时有公司破产、被兼并发生，行业优秀人才大量流失。资本市场对石油行业几近“遗弃”式的冷漠，投资急剧下降。
自1984年以来的二十余年间，非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公司的勘探、开发投资基本上是前一个行业光辉期的一半。其间OPEC国家对上游的投入力度也因战争、制裁和低迷的油价大幅减少。
长期供需平衡导致市场缺乏变化,市场人士对行业的热情出现疲乏，市场的敏感性也因此减弱。优秀的石油分析师和专业人员纷纷转行。
石油供需报告变成例行公事，专家们只需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美的库存油数据当成无所不知的水晶球来解读全球供需动态。在这样的全球大环境下，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严重误读。
我当中国海洋石油CFO的最初三年(2001年至2003年)，资本市场对我们牛气十足的油价预测多报以不屑一顾之态，只当是王婆卖瓜。当时，中国存在的一些少为人觉察的特殊情况(如煤替油的暂时效果，南方的灰色进口渠道)使外界读解石油需求数据增加了不少困难。
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需求数据始让国际市场大惊失色，市场自此开始寻求“掩体”。市场对真实供需状况迟读了三四年，而这正是油田建设的平均年份。
再者，中东作为石油储量最丰富且世界上仅存的具有生产余力的地区，其局势的不稳定大大加剧了人们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心，使得已经相当脆弱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催化市场向一面倒的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全球石油资源并不像人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匮乏。全球可勘探的地区，除北美、北海以外，都不能定义为“成熟区”。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会发现地下的资源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但是找到这些资源，并开采出来，需要资金和时间的投入。过去20年全球储量的增加与投资量基本吻合，1984到1994这十年中全球的储量增加了34%，95到2005年的此后十年，全球储量只增加了17%，在此期间的产业投入刚好比前期减少了一半。
一个常被误解的数据是“地球上的石油储量只够人们用40年”。是的，已发现的储量以目前的速度进行开采，确实只能持续40年，但这是理性的经济管理规律运作的结果，而不是资源潜力的局限造成的。
石油可用不可靠
已发现的储量等同于商业活动中的库存，存少了，会缺货，存多了，不必要地占用流动资金。符合理性决策的商业领导者会通过加速开发，减少勘探投入来调控“库存”(储产比)的水平，不使其居高不下。石油储量40年的“库存”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了。
无论油价失控跳闸是何原因，以及资源是否丰富，此番石油危机再次告知世界，石油资源可用不可靠。石油供应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风险，勘探的地质风险，储备分布的地域风险，开发的技术风险，投资的财务风险，产地的地缘政治风险，运输的安全风险，交易的市场风险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类风险，哪怕是稍微的变化，只要没有事先预测到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掌控、应对，都可能使依赖石油资源的经济体遭受致命打击。
用军事力量来控制风险，本身又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风险，即便取得立竿见影的一时短效，但破坏了长期的平衡和自我调节的本能，潜伏更大的损害，更违背了和平发展的大趋势。
而单纯以拥有资源的手段来控制风险在目前世界复杂的格局下未见有效，众多利益集团明争暗斗，互相牵制、掣肘。没有战略眼光的战术出击是不能致胜的。
既然石油资源不可靠，什么样的能源政策才能帮助各国政府确保能源安全呢？有效的措施是建立多元多样的能源战略，在提倡能源节约的同时，建立储备，加大勘探开发投入，供应渠道多样化，并积极拓展新能源品种。
通过产业调整实现能源节约，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耗显著降低，效果非常可观。比如，1965年以来美国经济增加了十多倍，石油消耗只增加了二倍；日本经济同期增加了40多倍，石油消耗只增加了三倍。
再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倡导节约型社会决不是一个时髦的政治口号。能源节约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既有微观意义上日常生活中的节约，也有产业向低耗能型调整的战略内涵及通过关税手段调整高能耗产品的进出口来调节能源的消耗地域分布。
能源节约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能耗利用率增效的目标若得以实现，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可以每天减少200多万桶，是中国目前进口量的一半以上。
加大勘探，开拓新能源
同时，各国通过市场和财政手段，加大石油勘探开发的投入，无论对本国还是全球石油供应都极为有利。
在这一方面，中国及印度的一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一些高风险、基础设施较弱的“硬骨头”地区加大勘探开发的投入，用本国的资源增加全球的供应量，值得称道。但是，资源拓展兹事体大，务必审慎进行，辨别利害，否则难免弄巧成拙。
在各国自身节约能源、加大勘探力度之外，各国之间应相互积极合作使供应渠道多样化，是弥补能源供应与能源储量之间或有脱节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能源供应安全的一项保障。
例如，增加石油主要产地，增加建设陆上通道都能使能源就近供应，减少运输能耗，增加全球整体的供应安全系数。各国政府如能具有互利共赢的智慧和胸怀，将这些举措一一付诸实施，则对于保障全球能源供应安全是十分有益的。
拓展能源品种是另一个长治久安的良方，但是要求决策者具有战略的眼光和政治勇气以及贯彻政策的执行力。新型能源在初始开拓阶段多为“公益”的目的,获得政府财政扶助是其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政府对新能源供应的支持不够坚决果敢，而随着能源价格波动发生较大的变化、反复，则造就不出可靠的新能源产业。
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过去30多年的决心和措施应引以为鉴。七十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后，日本清醒认识到能源品种多元化的重要性，积极用战略眼光开拓新能源品种。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液化天然气应用的推广速度和程度与日本的投入和决心是分不开的。在全球范围内，日本一次性能源中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性能源的比重也居世界之首。
七十年代后的再发生油价波动、振荡，日本的出口竞争力没有重蹈受到七十年石油危机深重影响的覆辙。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石油作为能源和应用材料在地球上充满了替代。人类若能对照射在地球表面的阳光充分有效地利用，数天的光照就能够支持目前全球人类使用一年。
全球的风电、水电资源也非常丰富。人们从石油中提取的用以制造石化产业的各类碳氢氧化合物在粮食和其他动植物的有机物中都可以有效获得。用玉米提炼的化合物做油漆、塑料制品已然成为现实，而非天方夜谭。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工业化和现代化受益于丰富和低成本的石油资源,它使各国对石油供应的依赖日益增加。石油供应本身的风险和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行列使得这种依赖变成全球经济的软肋。
各国政府应该清醒认识到石油能源的可用而不可靠，并且应该坚定推行多元化多样化的能源政策，以减少全球经济对单一能源材料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