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爱尔兰作家史托克为世人奉献了一部名为《德古拉》的经典小说。在《黑夜传说》、《夜访吸血鬼》之类的影视作品里，德古拉是一个冷酷、忧郁、有力的绅士，他虽然无数次被各个时代的英雄封印或者击败，但他从没有被真正杀死过，一次次的复辟让德古拉王朝成为永恒的恐惧和危险。
高油价就像是世界经济增长鲜血的吸血鬼，在秋季的短暂蛰伏之后，它似乎又要再露峥嵘。
１０月２７日，由于有消息称基地组织计划攻击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设施，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小幅上升。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１２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每桶上涨３９美分，收于６０．７５美元。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１２月份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上涨３１美分，收于６１．０８美元。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Michael A. Alexander对油价高低的经典划分作为参照系，那么夏季后的油价下跌也只能算是“高油价区域”的些许波动，毕竟超过45美元的标准线在现下已是家常便饭。那么，这一轮“跌后反弹”对世界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油价高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认为“货币只是经济面纱”的古典二分法早在上世纪就失去了理论生命力和现实说服力，在货币流引领实物流的金融时代，任何断言“价格无用论”的观点都是疯狂而轻佻的。高油价一方面在商品市场增加了绝大多数工业产业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也引致了货币需求的飙升，并激发了通货膨胀的潜在抬头。双管齐下的结果可能是世界经济复苏在“贫血症”的困扰下面临更大的增长瓶颈。
有趣的是，在油价和经济双向因果关系分析中，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的不对称性。虽然世界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趋势表现对油价形成产生了不同作用，但油价的变化方向是单一的，非涨即跌；与此同时，同一的油价变化对各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力大小却是大有差别，“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基本面大相径庭的经济体受到的油价冲击也是迥然有异。这其中的逻辑就像是玩“德古拉拼图”，不同组件拼成了一个整体，但打乱之后，每一部分依旧是各不相同。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此番油价“跌后反弹”有如当头一棒，击碎了经济复苏高奏凯歌的最后一丝希望。在消费一方，市场分析人士近来大多惊诧于消费者信心于房市降温中的反常坚挺，除却“滞后性”的传统论调，“油价幻觉”也受到了诸多关注。油价近期内的急转直下不仅让美国用油需求骤然上升，更给消费者带来了财富增加的潜在感觉，这种感觉甚至超过了房市看淡短期内的负面抑制效力，这给美国消费形成了短期支撑。如果油价“跌后反弹”得到后续走势的肯定，那么真正的消费低谷很可能在幻觉消失过程中接踵而至。在物价一方，美联储10月25日再次决定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这潜在意味着伯南克政策哲学对经济增长较为重视，如若油价上涨继续加大通胀压力，那么美联储将进一步深陷进退维谷的尴尬。事实上，现有5.25%的中性利率也并没有给伯南克留下太多调控空间，这势必会让美国物价稳定受到更大不确定性的挑战。
对于欧盟经济和亚洲经济来说，此番油价“跌后反弹”的经济影响力可能没有对美国经济那么意味深长，但也再次确定了货币收缩的未来方向。在消费一方，种种数据表明，欧盟的经济复苏是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内向型的厚积薄发，而亚洲经济整体的消费结构也正在趋向内生化，这意味着油价高企对美国经济的杀伤通过外贸渠道对亚欧经济的间接冲击较为有限。而处于上升周期的亚欧经济在抵御高油价直接冲击方面也具有相对优势，尤其是部分亚洲国家奉行的能源补贴政策，更是一定程度上减弱或屏蔽了高油价影响。在物价一方，亚欧经济体的一个相似之处就在于大多均处于加息周期的启动阶段，较大的货币调节余地为紧缩货币抵御通胀压力提供了帮助。此外，亚洲经济体大多保有财政盈余，而欧盟整体的赤字率也正在趋向适度，这为紧缩货币之余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维持经济强势增长创造了条件。经济基本面的普遍向好和政策调控的较大张力为油价“跌后反弹”期间亚欧经济的稳健发展奠定了基调。
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此番油价“跌后反弹”很可能再掀波澜，扩大整体市场波动性风险。油价上涨虽然令人头疼，但油价在波动中上涨更是令人深恶痛绝。如果仅仅是一种稳定的油价变化，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市场主体总是可以通过对自身行为模式选择的变更实现套期保值，将油价变化的负面影响化为最小。但高油价的波动性使得市场主体显得无所适从，在行为选择上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可怕的是，油价波动性对于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股市、国际汇市都具有潜在“传染性”，这种市场联动很可能在风险积聚中悄然无声地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无论如何，油价德古拉也许正在偷偷睁开沉睡的双眼，读懂“德古拉拼图”，显然有助于市场在不对称影响中减少失血，静观异变。
欧佩克地位日益削弱
但实力仍不容轻视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自历史高位不断跌落，时隔两年，欧佩克于10月19日的多哈会议上再次决定减产以推高油价。但在随后的交易日中，低迷的国际油价并未有明显起色，仍然徘徊在60美元附近。在不断演变的国际原油市场格局以及欧佩克自身原因的双重影响下，欧佩克凭一己之力便足以搅动原油市场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了。
风光一时
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9月14日，由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五国发起。随着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卡塔尔、利比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和加彭的分别加入，欧佩克逐渐发展至13个成员国，其中厄瓜多尔和加蓬于1992年和1996年先后退出了欧佩克。欧佩克的主要目标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和价格，确定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它们各自和共同的利益。
欧佩克的这一目标及其在世界原油市场上的影响力，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世界7大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下，国际原油价格一直被压制在3美元以下。70年代初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欧佩克输出原油所换回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也随之不断降低。欧佩克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提高油价的要求被数次拒绝之后，开始升级。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突袭以色列，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出于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支援以色列的不满，欧佩克于10月16日将基准原油价格从3.011美元大幅提高至10.615美元，翌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1968年11月9日成立，共有11个成员国，其中7个成员国同属于欧佩克。以“不干涉和不违背欧佩克权威性机构讨论决定的石油政策”为原则）决定减产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推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至11美元以上，并引发了战后西方国家最大的一次滞胀性经济危机。
内忧外患
然而，欧佩克并非总是如此团结。由于其成员国内部的原油储量各不相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产油大国往往更注重长远利益，不希望以损害未来原油消费能力为代价来换取高油价；但一些储量少的国家往往更关心眼前的收入，试图推高油价获利。因而当需要欧佩克站出来扮演增产稳定油价的角色时，其内部总会产生分歧。这一弱点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开始显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相继爆发，导致伊朗和伊拉克两大欧佩克国家的原油产量急剧降低。此时欧佩克内部出现矛盾，沙特阿拉伯主张压低油价并示范性的主动增产，而其他成员国却分别上调报价，刺激油价上升到40美元之上。
而在两次石油危机之间，西方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在原油消费上过多的倚赖欧佩克国家将对国家安全不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3国，于1974年11月成立国际能源署（IEA），督促成员国建立相当于至少90天消费量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石油危机（国际能源署曾分别在1990年因海湾战争所引发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及2005年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时，各释放出3750万桶和6000万桶的战略储备，有效地平抑了油价）。同时，在高油价的刺激下，节能运动以及非欧佩克地区的原油开发逐渐盛行起来。随着大油田的发现，前苏联、挪威、墨西哥和美国的原油产量相继得到大幅度增长，欧佩克的地位遭到挑战。
由于欧佩克剩余日产量已仅存150万桶左右，将稳定国际原油价格作为目标之一的欧佩克，将再无法有效地通过及时增产来平抑过高的油价。而且，一定范围内的减产，其效果将被西方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及非欧佩克国家的巨大产量所抵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欧佩克内部分歧的不断扩大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几度低迷，国际油价迅速回落，持续徘徊在20美元附近。欧佩克几次试图联合减产以推高油价，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随着冬季取暖用油高峰期的到来，美国逐渐降低的能源库存已取代欧佩克减产而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并对原油价格形成有力的支撑和推动。显然，曾经在世界原油市场上拥有单极地位的欧佩克已不复往昔，但其潜藏的巨大能量仍不容小觑。虽然本次欧佩克宣布在实际日产量基础上削减120万桶，但由于市场对欧佩克执行力的怀疑，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正如同牛津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马布罗（Robert Mabro）将欧佩克形容为仅在沸水中才能泡开的“袋装茶包（Tea Bag）”一样，若价格跌破其承受线，欧佩克将会痛下决心采取果断一致的减产行动以推高油价。只是这条承受线究竟是否在60美元附近仍不得而知，毕竟去年的时候，欧佩克并未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低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