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已将新的成品油定价方案已上报给国务院，在听取各方意见，对其进行修改后作为暂行办法择机出台。成品油价格改革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需要政府发挥极大的创造性和智慧，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来解决这一影响中国未来机制转变。
去年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油荒”问题，暴露了政府长期对能源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强势干预政策已经无法应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得不进行必须的调整。中国能源所面对的窘迫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我们在能源市场化进程中的迟疑与停滞密不可分，一部分供需关系被推入市场，另一部分供需关系又被严格控制在政府的管制体系之下，这种混乱和不协调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直接危险到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若要保障自身能源供应的长期稳定，关键需要将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转变为市场强势。需求并非等于市场，如果仅仅拥有需求却不具备支付能力，没有买卖双方可以议价的交易平台，没有对称的信息传递，没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真实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石油需求，如果不能建议一个与全球供需相衔接、机制相融合的市场，不仅不能保障中国自身的能源安全，也会搅乱全球的供需关系。
价格并轨是石油市场化建设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只有将中国市场的石油价格与全球价格体系衔接起来，中国市场才会融入全球供需体制，中国的需求才会形成“低谷效应”，全世界的石油才源源不断地会流向中国。所以说价格机制的改革是中国能源安全的必要保障，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价格的并轨并非仅仅是国内油价直接与国际油价的简单“挂钩”，根据国际油价进行实时调整。去年国际油价在“卡特里娜”飓风和对冲基金投机因素影响下，2005年8月30日曾一度达到70.9美元一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这一天的石油交易都是按照这一价格进行交割的，实际上真正在这一价位形成的交易量非常有限。在国际石油交易中真正按照纽约期货市场价格形成的交易量极为有限，大多数的石油交易是通过长线期货交易、份额油和长期协议实现的，受到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不大。
根据“边际效用”的法则，边际需求影响边际价格，边际需求量越大、波动范围越大，对边际价格的影响作用就会越大。在全球石油供需体制中，现货交易就是影响边际价格的边际需求。中国的巨大石油需求本应该更多的纳入全球长线供需体制，以回避油价的波动，也可减少对世界油价的影响。但是，由于肩负中国市场采购的企业无力驾驭国际期货交易，不承担平抑价格的储油义务，政策又隔阻了国内需求与直接与国际供应商进行长线石油交易的权利，这将导致中国的绝大部分需求都变成了直接影响国际油价波动的“现货交易”，使国际炒家获得了巨大的投机空间，为国际油价据高不下推波助澜，也给“中国能源威胁论”创造了市场。如果我们将中国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简简单单地与国际市场挂钩，不仅无助于平抑稳定国际油价，而且可能招致更多的国际金融投机者进入石油市场炒作油价，不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会对中国企业和国家利益造成极为严重伤害。
问题还不仅于此，基金的炒作会导致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价格背离等问题，将严重影响产油国和石油生产企业的投资决策。石油从勘探开发，到钻井产油，再到运输炼化是一个周期漫长的投资建设过程，而今天某一环的投资不足，可能一环一环地影响到整个全球石油供应的生产链，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影响以后许多年的全球石油供需平衡，从而影响世界油价，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加剧国际争端，以至因“全球化”而最终波及中国自身安危。目前对于中国的石油需求而言，世界的石油资源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在勘探开发领域和相关配套方面有足够的投入，终将酿成大祸。
[NextPage] 将国内国际油价简单接轨，而成品油的期货交易机制没有建立，且竞争环境没有完善，而油价的随市波动若过于激烈，势必造成国内用户产生“任人宰割”的情绪，造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不利和谐社会的建立。中国的贫富差别已非常严重，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农业生产中，灌溉、耕种、收割等过程需要大量成品油，农民的其他生产生活也需要成品油维系。几年来，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内需，国家几经奋争，终于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全部取消，也不过了了300亿，而中石油去年没有“接轨”的利润就高达1700亿，如果油价再接轨农民恐怕要掏的就不仅仅是300亿了，怎么办？中国存在极大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中央政府如何平衡这种地域差距，是千百年来维持国家统一和安宁的难题。中国的石油资源集中在相对落后的西北和东北地区，他们长期以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甚至是无偿地向央企供应石油资源。现在要资源地区按照国际市场的最高价格来支付取自他们地下的资源，他们将作合想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资源--市场--责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将资源交给一些垄断性企业管理，又将市场交由他们控制，这本应该是一笔 “交易”，交易的代价就是对应的能源安全和价格稳定等责任。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从政府机构蜕变而来的，转轨之初无偿占有了大量公共资源，而这些资源本是老百姓通过国家管理的，有的甚至是老百姓增加缴费建设的，但今天这些资源已被一些企业视为了他们自己的财产，似乎与消费者毫不相干。如同一个租地耕种的长工，非但不交地租，反而要地主按照最高“市价”买回他种的粮食，而地主又没有权利收回土地，也没有条件不买这些粮食。
油价接轨改革中，是否也应该考虑“地租”的问题和“市场准入”的义务？如果消费者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的油价买油，为什么要将资源和市场以低于国际代价交由这些国有企业？政府应该代表消费者按照市场交易原则与这些企业讨讨价，权利和义务要对等，不能总是一笔糊涂帐。中央政府可以是交易一方，地方政府也可以是交易一方，市场准入机制已被很多公共事业领域采用，进入市场承担的责任要说清楚。油价可以按国际市场价格确定，但使用国家资源也必须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给予差价补偿或纳税，政府将这些钱补偿给资源地区，以及市场中需要补偿补助的群体；进入各地市场就应该履行准入的责任，对保障能源安全和维持价格稳定承担对应的义务。
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长远的说是利大于弊，将会使中国的石油需求真正变为一种市场优势。但是，现阶段这样做将不利于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国有大型石油企业的积累和发展，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一旦价格完全接轨，允许垄断市场和国家给予扶持的意义也将随之消失。这些企业也应该认真权衡利弊，不要患得患失，拿芝麻换西瓜。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将国内国际油价简单接轨，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市场。首先，政府应该从旧游戏的“参与者”，迅速转变为新游戏的“创造者”，将注意力从具体管理，转移到新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政府必须脱身于利益之中，尽可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发挥才智来平衡各方利益，坚持市场化的改革目标。政府在制定新规则中，不仅要立足解决眼前的问题，更需要从机制上解决长远的问题，以及一揽子解决与之连带的相关问题，争取盘活全局。
27年以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要“过河”？过什么“河”？因为我们需要从传统计划经济一岸涉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岸，需要涉越的是不断改革开放的激流。然而，中国能源一些最为关键的企业和机构几乎忘却了“过河”的初衷，完全沉醉于在河床的石头中捉蟹抓虾，将“过河”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甚至某些垄断企业以“行业特殊”为由，改革的目的已经不是“过河”，而是在水中摸鱼。油价改革不应该是石头中的一条大鱼，而应该是过河进程中的一块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