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塞得·艾伦证实，从6月9日起，英国石油公司（下称BP）收集漏油计划初步获得成功，目前每天有15000桶原油被收集。但是美国民众还是无法变得快乐一些。因为从深海拍摄的影像中，每个视力正常的人都可以看到原油泄漏的数量没有明显的减少。美国政府不得不调高对原油泄漏量的预期，认为每天可能泄漏的原油不是BP估计的19000桶而是可怕的40000桶。而BP最初的预期是可笑的1000桶，该公司CEO海沃德还用“非常非常温和”来形容漏油情况。
英国人的轻慢殃及池鱼。调查数据显示，62%的美国人不认可政府的救灾方式，愤怒的民众大多认为，美国政府对待BP的态度软弱而值得怀疑。在这种压力下，在救灾工作上已经竭尽所能的海岸警卫队司令不得不委屈地承认自己反应太慢，总统奥巴马也公开用“我知道该踢谁的屁股”这样罕见的严厉辞令洗脱自己偏袒的嫌疑。上行下效之间，美国内政部、司法部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纷纷展开对BP的民事、刑事诉讼调查，并与受灾各州联合提出了巨额赔偿的要求。一时间，BP似乎风雨飘摇，坊间也传出破产清盘的风闻。
BP的傲慢和底气
超级大国的雷霆之怒没有让BP如外界想象那样的惊慌失措。直到6月16日，BP董事长凯文思才与奥巴马举行双方首次的会谈。此次姗姗来迟的会面，距离4月20号油井爆炸已相隔近两个月。BP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个2009年盈利160亿美元的公司有能力且有意愿支付因漏油事件带来的损失，但是美国人期待的谢罪不在该公司考虑范畴之内。是什么给了这家公司足够的底气，强大如美国也无法让它低下傲慢的头颅。
我们首先要承认的是，作为一家强大的跨国公司，BP具备了抵御大规模突发灾难的能力。泄漏事件爆发前，BP的市值是1070亿美元，尽管目前蒸发了近820亿美元，但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失。作为一家能源公司，市值的蒸发直接损害的更多是股票持有者的利益，BP则可以依靠遍布全球各地的油气资源的产权渡过漫长的危机。
除了经济规模和偿还能力外，BP更大的底牌来自它对政治领域独特却可能异常准确的理解。作为一家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常年与形形色色的各国政府打交道，BP不会没有对漏油事件政治和社会效应发酵的最基本预见力。该公司在这次危机公关中的差劲表现，其实只能用傲慢或者说不屑来解释。
面对美国，BP的自信比起很多国际大国来毫不逊色，因为它坚信自己会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或者说它了解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底线。
在BP看来，即便公司在漏油事件爆发之初就承担全部罪名并诚恳地向美国民众道歉，依然逃脱不了美国各界的激烈指责，毕竟已经有至少1.7亿升石油泄漏了出去。既然道歉会让公司在赔偿方面陷入一个更加无法讨价还价的境地，那还不如用近乎刻意的轻忽失语把美国人撩拨到一个程度，一个让母国大英帝国觉得其子民受欺负进而不得不介入的程度，这样便可以用政治运作的方式降低公司的应付成本，转移和分薄公司面临的巨大压力。
从英国政府的角度而言，新任首相卡梅伦何尝不是在等待这样一个合适的机会，如果不是美国人情急之下的口不择言触动了英国人的民族主义神经，卡梅伦想说服经济困境中的英国人民为了一个公司的马虎施工和管理事故买单是极不容易的。
6月11日，卡梅伦首相和克莱格副首相唱起了双簧，首相宣称要和奥巴马总统电话商谈此事，并承诺一定协助BP清理油污；副相则警告说，美国的激烈态度可能引起英国反弹，两国应竭力避免“扩音机外交”的发生。英国政治人物和主流媒体也群起响应，宣称美国对BP的态度“恶劣、情绪化且反英。”
英国政府的表态，使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仅BP的股票应声回涨7%，借力打力的手法也使一场因管理不善带来的环境灾难变成了政治性的国家间关系问题。势态发展到这个地步，肯定与美国平民希望严惩BP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却未必不是美国政府的福音。
“被绑架者”何以被绑架
美国政府是否憎恨BP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当危机结束后，美国政府如何继续维系与BP这样的跨国公司的关系。就像一个人可能会憎恨自己，但他很难彻底抛弃自己一样，美国政府与BP其实是共生于美国政治体制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枝丫。
有媒体披露，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们得到过BP的大量政治捐款，像参议院能源及自然资源委员会这样的要害部门更是其捐资的重点。过去20年，BP还向美国总统候选人提供了总计逾35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最大的一笔正是给了现任总统奥巴马。就连美国准备就石油泄漏一事诉诸法律时也发现，墨西哥湾沿岸五州的64名联盟法官中，至少有37人因为与能源财团有利益关联而可能没有审判资格。这些都是美国政治与司法体制运作的现实，但它不属于部分媒体宣称的“腐败现象”的范畴。
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政府部门、政治家与大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密切合作关系其实是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基本保证。
从美国的发展历史上看，美国的国运早已经和这些跨国企业的扩张融为一体。即便像奥巴马这样立志仿效富兰克林·罗斯福加强国家干预和市场监管的总统，也不得不在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为那些在经济危机中负有责任的大企业们留出减税的份额。
在本质上，企业家精神代表了美国梦的精髓，美国人防范政府多于防范企业家。没有跨国资本的支持，不以资本的开放为国际战略的基石，美国的全球地位就不会稳固有力。只要美国还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它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就不可改变。这种历史积淀和现实诉求使美国政府对待跨国公司的态度历来慎重。
BP不是一个美国企业，但多年来它与美国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处理BP所犯的错误时，美国政府需要遵循早已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群体达成的默契，也需要考虑其他跨国公司的感受，这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国家定位决定的。
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掌管了全球1/3的生产和2/3的国际贸易, 它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展与福利。但是它们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从墨西哥漏油事件中我们找不到乐观的答案。
BP在这次事件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信其他跨国巨头们也可以汲取足够的教训。但是如果我们不吝于用悲观的态度考虑的话，就会发现相对于其强大到足以和国家博弈的能力而言，过少的约束使跨国公司犯重大错误的土壤依然肥沃。BP在环境保护方面所犯的过失，与高盛公司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角色一样极不光彩，但它们都找到了足够的政治庇护。
BP的命运就像一个荒谬的故事，因为它的资产占到英国GDP的10%，因为1/7的英国人用养老金买了它的股票，所以英国人反而要在它犯了重大错误并造成英国持股人巨大损失后，出面为它护航、分担成本而非惩罚它。当这种利益绑架关系已经形成气候时，跨国公司的荒谬故事随时会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