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石油消费快速增长的现实，一个热度不断攀升的话题，是“煤变油”。
所谓“煤变油”，就是以煤炭为原料，通过化学加工过程，生产油品和石油化工产品。到目前为止，内蒙古、宁夏、河南、陕西、贵州、山西等地，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煤化工项目，希望到2010年各自形成数百万吨煤变油产能。涉足的企业，包括了中国的神华集团、兖矿集团，以及南非沙索公司（Sasol）、英荷壳牌等众多能源“大鳄”。
今年4月，作为中国“煤变油”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45岁的中国神华煤变油公司董事长张玉卓，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国际性会议上表示：到2020年，中国煤变油产业将形成5000万吨产能的规模，其中仅神华集团一家就将具备年产3000万吨的能力。
“煤变油”中国热
“煤变油”作为一项新技术，上个世纪20年代最初出现于德国，后美国、日本、南非等都开始跟进。但最新一轮热潮，却兴起于全球油价高企的大背景下，其中尤以美国、中国这样的能源消费大国为代表。从2005年初开始，美国蒙大拿州州长布赖恩施韦泽（BrianSchweitzer）开始到处宣讲煤变油的主张。美国煤炭协会也敦促美国政府为煤转油项目提供补贴或其他资助，争取煤转油产量到2025年达到每日260万桶的目标，即实现约1.3亿吨的年产量。
“煤变油”现有的核心专利和技术，大部分掌握在美国、英国、南非等一些国家公司手中。中国煤炭储量高居世界首位，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煤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加之面临石油消费激增的现实，中国充分和深度利用煤变油技术的冲动，显然更为迫切。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神华集团在内蒙古神东煤田的直接液化项目试验已成功，预计2008年可实现煤变油工业化生产。作为世界上首个煤直接液化项目，其一期工程生产线总投资为245亿元，建成后将年产各种油品320万吨。按照计划，二期工程也将于2010年投产，建成后将年产各种油品280万吨。
除了在建项目，神华集团还正在规划宁夏、新疆、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煤液化项目，油品总产能达到3000万吨，预计投资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山东兖矿集团榆林煤变油项目，也计划在今年上半年报国家发改委核准，并力争年内开工，2010年投产。根据其规划，将最终形成年产1000万吨的能力，其中一期工程为500万吨；在起步阶段的产能则设定为100万吨，总投资约109亿元。
一些掌握煤变油核心技术的外国公司也纷至沓来，寻找中国市场潜在的巨大机遇。其中，南非的沙索公司计划与神华集团、宁夏煤业集团合作，分别在陕西榆林、宁夏银川建立两个日产8万桶煤合成油的工厂。两个项目预计到2012年投入运营，年产共5840万桶。
沙索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陈黎明对《财经》记者表示，南非方面希望以技术等做投入，在这两个项目中获得50％的股份。目前，这两个项目都已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正准备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
该领域内另一家技术领先者是壳牌公司，它除了已向中国15个项目发放了技术许可，还同神华集团、宁夏煤业集团签署了在“煤变油”方面的合作协议。
盈亏平衡点
由于技术路线的不同，“煤变油”可分为间接液化和直接液化两大类。
所谓间接液化，是先把煤炭在高温下气化成合成气，然后再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合成气转化为液体油品或石化产品。直接液化是把煤炭先磨成煤粉，与溶剂配成油煤浆，然后在高温、高压和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转化成液体油品。
从单纯技术角度而言，“煤变油”应无大的障碍。但这一产业能否蓬勃成长的关键，在于其在成本上是否具有竞争力。
“煤变油”的成本主要包括煤、催化剂、水、电以及运营成本等。其中，煤的成本占到30％左右。以神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神东煤矿坑口90元/吨的价格计算，4吨煤转化为1吨油，吨油成本仅有1200元。而据兖矿公布的数据，按照150元/吨的煤炭成本计算，吨油完全成本1986元，可与每桶25美元至28美元的石油竞争。
但是，这样的成本核算仍存在争议。“以坑口煤价计算成本，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这种利润是否有普遍性要打个问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周凤起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国能源网CEO韩小平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在他看来，中国煤炭的价格实际上被远远低估了，煤的价格在别的国家远比在中国高很多。这也是煤变油难以在全球大规模推开的主要原因。
“如果再考虑外部环境成本等因素，也许原油价格达到55美元时，煤变油才有可能盈利。”他补充说。
今年年初，张玉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气就已有了微妙变化——只要油价在40美元以上，煤变油项目就应有合理回报。
有媒体称，沙索中国执行副总裁陈黎明曾表示，煤变油项目的盈亏平衡点，应该在40美元至45美元之间。不过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该平衡点实际上取决于很多现场条件，比如开采成本、投资规模以及运输成本等，“不能一概而论”。
毕竟，建设一座煤液化工厂，其投资相当于一座同等规模的炼油厂的6倍到9倍。据测算，建设一座100万吨产能的煤液化工厂，所需投资达100亿元，仅启动资金就需要30亿元。这样庞大的投资要获得良好的回报率，就要求原油价格必须长期保持在平衡点以上。
环境挑战
如果说油价波动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煤变油所面临的环境方面的挑战，则更为切近。
就某些方面而言，煤变油带来的环境效益是积极的。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化工分院院长杜铭华认为，与直接燃烧相比，煤液化可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以2010年中国实现4000万吨煤液化计算，可以减少650万吨二氧化硫和800万吨粉尘的排放，几乎相当于目前排放量的一成左右。这对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的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10％的目标，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把富碳的能源转变成另一种碳氢化合物，同时意味着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据测算，煤液化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于传统油品制造过程释放量的7倍到10倍；煤炭制成的油品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也相当于后者的两倍。
在中国以及很多国家，二氧化碳并没有被列为主要污染物，中国也没有在这方面作出过任何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承诺。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逐渐加剧，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以来先后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三个分报告，国际上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采取更强有力措施，以遏止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日益高涨。
因此，对于即将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中国来说，在产业抉择中，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一因素。
另一个无法忽略的环境因素是水的问题。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每3吨至4吨煤可转化为1吨油，整个生产过程需消耗8吨至9吨水。沙索公司所采用的间接液化方式，耗水量更是直接液化的1.5倍。
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云南和贵州，多数富煤地区都更是处于严重缺水状态，这无疑对水资源供应提出严峻挑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陈黎明称，沙索和神华已聘请加拿大ERM公司和黄河水利勘测设计院对水源进行分析，结论是，无论在陕西榆林还是在宁夏银川，当地水资源在合理调配后，都应可满足项目需求。
但一些环保人士还是对《财经》记者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将是无法回避的趋势；而无论是地下水资源还是黄河水资源的供应，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以及不稳定性。一旦出现水资源紧张状况，如果政府优先保证这种重大项目的用水，普通民众乃至当地的整体生态环境，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谁决定未来？
长期以来，除了南非因资源禀赋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大规模进行了煤变油商业化，掌握煤变油技术的美、日、德三国只限于研究、示范和试验阶段，始终没有真正投入商业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规模推进煤变油项目格外引人关注。
原因很简单——从实验室到真正的大规模产业化，可能遭遇的挑战或者说困难很可能无法预测。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国家煤转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首席专家李永旺告诉《财经》记者，神华在上海进行的直接液化装置中试结束后，发现直接液化工艺要求反应条件过高，对装备上要求太严，在安全性上有隐患。
因而，中国能否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为世界各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无论在技术路线选择上还是在产业政策上，都还是未知数。
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之一周大地，是最为审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从世界范围内看，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煤炭为原料制油没有任何优势，不是新能源发展的趋势。以一种稀缺资源去替代另一种稀缺资源，是要付出代价的。”
毕竟，到2002年底，中国探明可开采的煤炭资源也仅为1886亿吨。依照目前的产能和利用方式看，中国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资源也仅能维持30年时间。
随着国内众多煤变油项目纷纷上马，中国政府似乎感到了降温的必要。毕竟，其庞大的投资规模以及潜在风险，都是不能不面对的。
2006年6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观了神华内蒙古直接液化项目现场，表示“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重大的科技探索”；但他同时也提醒，“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先行试点，不可一哄而起。”
当年7月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级主管部门暂停煤变油项目核准，一般不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变油项目。迄今，发改委仅核准了神华集团内蒙古直接液化项目，并允许神华三个合资项目以及兖矿集团榆林100万吨示范项目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仅两个月后，发改委又表示，鉴于煤炭液化项目技术和经济风险大、装置间技术关联复杂、投资高，经济效益受项目规模及原油价格波动影响非常显著，且需水资源条件保障，在国家煤炭液化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前，暂停煤炭液化项目核准。在神华在建项目建成前，非经许可，暂不批准其他企业引进煤炭液化技术和项目。
也许正是出于对盈利能力的担忧，正准备整体上市的神华集团，也并不准备将煤变油项目包括在内。神华能源董事会秘书黄清告诉《财经》记者，在盈利能力得到保证后，上市公司将对煤变油项目享有“优先购买权”。
对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陈黎明对《财经》记者表示，沙索公司并不认为煤变油要在中国“遍地开花”，应控制在一定规模内，第一是作为战略储备，第二是作为替代能源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所有汽车都烧煤变油，也是不现实的。”
“煤液化技术，对美国和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储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煤炭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麦克尔卡米斯（Michael Karmis）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在煤变油项目上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很显然，这一切并非简单的博弈。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国内煤炭企业的“突围”冲动，都将持续地考验决策者的整体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