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寻求经济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
我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目前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全球市场的1/3，居全球第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超过2亿吨。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实现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我国市场出售的年减排额已达到全球的70%，这决定了至少有30亿吨来自购买我国的减排指标。我国已确定碳减排规划，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不过，虽然我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但仍不是定价方。当前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凸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因此，发达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围绕碳减排权，试图构建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
在发展碳金融方面，渣打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作出了有益的创新尝试。新兴市场机构也不甘落后，如韩国光州银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推出“碳银行”计划，尝试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折合成积分，用积分可进行日常消费。
而对我国来讲，尽管我们有极其丰富和极具潜力的碳减排资源和碳减排市场，但是在碳资本与碳金融方面发展落后，目前仅在“绿色信贷”方面有所进展。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使我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迹象愈加明显，但是国际金融格局和金融秩序似乎没有太大改观，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新的碳货币和碳资本角逐中仍处弱势。事实上，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从19世纪的“煤炭—英镑”体系，到20世纪的“石油—美元”体系，再到今天的“碳合约”，演绎了一条国际主权货币在能源贸易中的崛起路径。
目前，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使其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美国更是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储备货币信用优势之时，试图为其找到新的出路。碳减排权及其框架体系下的“碳金融”是否将演变成为“类布雷顿森林体系”？碳减排新格局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谋划，构建碳资本及其主导下的碳减排发展权体系框架，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在新能源领域争取定价权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