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时代
时代是变化的，帝国都浮沉兴衰。维也纳卡尔吕格环形马路上有一幢现代化办公大楼，底层有一个小书店，为纪念它的主要承租人，历来被称为“得克萨斯公司大楼”。可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另一个承租人的到来，摹地里以“欧佩克大楼”的名字叫开了。这一变化象征了全球大变动的一个深刻进程;石油输出国一下子取得了以往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地位。
其实，欧佩克最后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纯系偶然。最初，它在日内瓦落户，但是瑞士人怀疑它的认真意图，甚至它的重大意义，拒绝给予它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外交地位。然而，奥地利人热衷于创造可提高他们国际声誉的任何条件，乐意给予方便，于是1956年，尽管奥地利同国外的航空联系渠道差一些，欧佩克还是迁到了维也纳。欧佩克进驻维也纳，搬进得克萨斯公司大楼，清楚地表明当初对这个相当神秘古怪的组织是多么不以为意。这个组织尽管在创立之初嚷嚷了一番，但一直没有达到它的主要政治目标——由石油输出国维护其支配资源的“主权”。
然而当时，在七十年代中期，一切发生了变化。国际秩序颠倒了过来，欧佩克成员国受人奉承、恭维、责骂和谴责。这是蛮有道理的。石油价格处于商业的中心位置。那些似乎控制油价的人被视为世界经济的新主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成员国资格，实际上与苏联以外的世界上所有石油输出国为同义词。欧佩克成员国将决定是要有通货膨胀还是要有经济衰退。他们将会成为世界的新银行家。他们将谋求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秩序将不只是再分配消费国给生产国的租金，而要达到建立一种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他们会为其余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榜样。欧佩克成员国对于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自主权，有相当的发言权。
因此，难怪欧佩克的一位前秘书长有一天回顾当年时，把1974年到1978年说成是“欧佩克的黄金时代”。
然而，他缅怀往事肯定有一种怀旧感。当然，欧佩克国家的确在七十年代中期完全取得了对他们自己资源的控制，对于谁拥有他们的石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在那些岁月里，不仅同消费国，而且在欧佩克内部始终贯穿着对于这一宝贵资源的价格的激烈斗争。而且仅此问题就将对整整十年的经济政策和国际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石油和世界经济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输出国完全掌握决定油价的权力，引起油价翻了两番，这使得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发生重大变化。石油输出国总的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二百三十亿美元上升到1977年的一千四百亿美元。输出国积累了很大的财政盈余，也使世界上的银行家和经济政策决策人忧心仲忡，担心他们无法把钱花完;闲置在银行帐户中的花不掉的好几百亿美元可能招致世界经济的严重收缩和混乱。
其实，他们是用不着犯愁的。这些刹那间成了暴富和肯定做梦都没有想到如此有钱的石油输出国开始实行一项使人眼花缭乱的花钱计划：工业化、基础设施、津贴、公共设施、必需品、奢侈品、武器、浪费和行贿腐化。由于花钱似水，港口远远超出它们的吞吐能力而堵塞，船舶得等上好多个星期才轮到卸货，各种货物和劳务的卖主和推销员从工业国冲到石油输出国，抢订早已客满的宾馆客房，挤进政府各个部的等候室里。一切都是为了要向石油输出国推销，因为他们如今有钱购买一切。
武器交易成了大买卖。在西方工业国家看来，1973年石油供应的中断以及他们高度依赖中东的状况，使得石油供应的保障成了头号关心的战略问题。大力开展武器销售是加强这种保障并保持或扩大影响的一个途径。这个地区的国家也热衷于购买武器。1973年的事件已证明这个地区局势的动荡;不仅地区和国家的对立深化，野心巨大，而且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摆出了核戒备的架势。
但武器只是1973年以后的大买卖中的部分内容，买卖包括一切，从消费品直到整个电话系统。日本“达申”小型运输卡车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广普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据日产公司的一位经理说：“养护骆驼是很花钱的，而保养一辆‘达申’汽车要便宜得多。”
当然，七十年代中期在沙特阿拉伯购置一辆“达申”牌汽车要花一千三百美元，而一头骆驼的标价才七百六十美元。但是一加仑汽油只有十二美分，同骆驼饲料的现行价格相比，给“达申”汽车加油比喂养一头骆驼省钱多了。几乎一夜之间，日产公司成为沙特阿拉伯天字第一号汽车供应商，而“达申”小型运输卡车成了放羊的贝都因人最喜爱的宠物，而他们的先辈过去都是骑骆驼的伊本。沙特军队中的骨干。
总而言之，输出国的大量挥霍加上它们过热的经济所引起的飞涨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它们的财政盈余不久就会消失殆尽。结果是果然如此——尽管银行家们当初还担心他们花不完。1974年欧佩克在购买货物和劳务以及诸如投资收入等“无形”收入方面的收支盈余有六百七十亿美元。到1978年这一个盈余变成了二十亿美元的赤字。
对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来说，油价突然猛涨带来深刻的混乱。源源流入石油输出国国库的石油租金使它们的购买力大大收缩——成了所谓的“欧佩克税”。交这种“税”使工业国家陷入严重衰退。1973年和1975年之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6 %，而失业率却翻了一番，达到9 %。
1974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下降。当日本人担心他们的经济奇迹也许已经结束时，头脑清醒过来的东京学生在游行示威中不再呼喊“该死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发现努力工作和终生雇用的诺言是新的好处。同时，油价上涨给本来已深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经济以更强烈的通货膨胀冲击。虽然工业世界的经济在1976年已开始恢复增长，通货膨胀已深深侵入西方的机体之中，以至于它开始被看成是当代难以消除的问题。
受油价上涨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不幸苍天未曾赐予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在七十年代，油价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最为严重，那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受到同样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而且油价上涨也使他们的国际收支陷于瘫痪，牵制了他们发展的能力，甚至完全阻止了经济增长。
一些国家的出路是借贷，因此“欧佩克”国家相当多的剩余美元通过银行系统“回流”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它们就以举债的权宜办法对付石油冲击。;但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类别——“第四世界——来概括更低一层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被打得人仰马翻站不起来，它们的贫困也更为加剧了。
发展中国家的非常困难的新问题是使石油输出国处于一种为难和尴尬的境地。它们毕竟也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如今宣称自己是“南方”的先锋，要设法结束工业国家的“北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它们说，它们的目标是要强行在全球把财富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起初，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它们自己的商品出口和总的前景，高声欢呼“欧佩克”的胜利，并宣布它们的团结一致，而这时正是对“国际新秩序”议论纷纷的时候。
但是“欧佩克”的新油价对其余发展中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一些石油输出国实行他们自己的借贷和供应石油的计划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石油输出国的主要反应是鼓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南北对话”，并坚持把油价和其他发展的问题挂钩，直言不讳地主张促进全球财富的再分配。
197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就是要体现“南北对话”。一些工业国家希望，由于它们的参加，他们取得石油就有了保障。法国人对基辛格在石油禁运期间发挥的领导作用仍然耿耿于怀，并长期嫉妒美国在中东石油上所处的地位，他们推动这种对话是作为取代美国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另外一些国家比较不事声张，把“对话”视为消除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对抗，并提供对付石油涨价办法的一个途径。虽然对话进行了两年，花了很大力气，但最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而收场。参加国甚至不能就一项公报取得一致意见，对其余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紧要的实际上不是巴黎动听的词藻，而是他们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市场上呈现萧条的现实。
沙特人对伊朗国王
在七十年代中期，欧佩克本身成为国际上的头号奇观。全世界的眼睛集注着它的会议，以及它们的戏剧动作、盛况和骚动，人们的耳朵急于捕捉世界经济动向的任何风声，竭力要听到某部长堂而皇之穿过大饭店休息室时对高声提问的迅速回答。继欧佩克之后，石油语言——“差数”、“季节浮动”、“存货积累”——这时成为政府决策人、新闻记者、金融投机商的用语。虽然欧佩克在此期间通常被说成是一个“卡特尔”，其实不是。
埃克森石油公司前中东协调人霍华特。佩奇1975年说：“你可以把欧佩克叫作一个俱乐部或协会，但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卡特尔。”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他伸手去拿一本《芬克和瓦格纳词典》，词典给卡特尔下的定义是：“生产国控制某个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的一个联合体。”欧佩克当然试图确定价格，但不是确定产量——还没有。没有配额和指定的生产水平。
根据某种提法，市场实际上不是由一个“卡特尔”，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不守规矩的寡头卖主垄断”所操纵。在此期间，大多数输出国实际上是按生产能力生产。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确定其产量是为了实现其价格目标。
为回答关于油价上涨的批评，石油输出国通常的回答是指出，如果人们剖析工业国的消费者按每桶油计算的石油制品所付的价格，西方政府以税收名义获得的收入比欧佩克国家以出售石油所获得的收入还要多。这是西欧的情况，那里历来征收高额石油税。例如1975年西欧消费者购买石油制品所付的钱，约45%归政府所有，约35%属于欧佩克。
其余20%用于船运、提炼、商人的利润等等。这个论点对美国来讲就不那么正确。因为那里的税收构成只占18%，而属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约占50%。在日本，政府拿28%，45%归欧佩克。不论如何折算，消费国政府对欧佩克说法的回答是，它们在本国国境内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向他们的公民征税，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的销售税的宏观经济后果跟“欧佩克税”的宏观经济后果惊人地不同。
但真正的问题是，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消费国在1974年到1978年关心的核心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油价将继续上升还是保持或多或少的平稳，从而为通货膨胀所削弱?经济是增长还是崩溃、就业、通货膨胀以及数百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流向等等都将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虽然欧佩克通常被说成有“激进派”和“温和派”之分。这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中东两个最大的产油国，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继续斗争的焦点。这不是新的抗衡，在六十年代，这两个国家一直为谁生产的石油最多而竞争，现在这两国仍然为价格和争夺优势地位进行着斗争。
在伊朗国王看来，1973年12月油价上涨是他的伟大胜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胜利，从此以后他看到了他的契机、机遇和前景——仿佛上天赐予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收入，以实现他建立他所谓的伊朗伟大文明的雄心，并且解决伊朗日益增大的国内经济问题。
伊朗皇后在七十年代说过，“我的丈夫生平最大的嗜好之一是：开飞机，开汽车，驾驶油艇——速度!”伊朗国王把他爱好速度的激情运用于他的整个国家，企图飞快地把伊朗推入二十一世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无视这种高速所引起的激动不安和迷失方向，以及许多不同意他迷恋现代许多新玩意儿的人的反感和不悦。国王声称伊朗将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国;它将成为新的西德，第二个日本。他吹嘘说，一伊朗将是世界上不能等闲视之的国家之一，人们梦想到的一切都能在这里实现。
“大量石油金钱的流入使他脱离了现实。国王让他的野心和梦想弄得身心憔悴，他开始相信皇帝的种种气派排场。谁敢不同意国王的意见、进谏和传递任何坏消息呢?至于对待提高油价的批评，国王的态度是尽量挖苦和傲慢地打发回去。他说，西方的通货膨胀使得有理由进一步提高油价，他不信所谓高油价本身可能对通货膨胀火上加油的看法。他对美国大使说，“工业大国可以用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干坏事而逃之夭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要你知道，伊朗国王不会在油价问题上屈服外国的压力。”
而且伊朗的石油储量比较有限，至少同其邻国相比是比较有限的，这也为主张提高油价宜早不宜迟提供了根据。因为如果迟了，伊朗的石油储量可能枯竭。而且，最后还有伊朗国王的傲慢。过去的种种屈辱这时可能统统被埋葬，所有的讽刺挖苦都可置之不顾。1975年时他说，“有些人过去认为——也许有些人今天还以为——我是美国人手里的玩物，为什么我要同意充当玩物呢?我们有理由拥有力量，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满足于做别人的工具呢?”
可是在他大力促进油价进一步上涨的时候，伊朗国王和他隔海相望的邻国发生了冲突。沙特人从来不赞成1973年12月油价上涨的幅度。他们认为上涨的幅度太大，对他们自己的情况构成的危险太大。他们害怕经济上的后果。而且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在失去对欧佩克对石油作出根本性决定的控制，这是对这个石油王国的存在及其未来极其重要的。
油价进一步上涨所激起的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周期的反复出现不符合沙特人的利益。沙特人由于他们的石油储量丰富，与伊朗不同，保持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要对他们有着决定性的利益。他们担心高油价和由此引起的预期，可能促使人们节能，甚至采用其他燃料，从而改变并压缩长期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因此使他们的石油储量减值。
从以上考虑又派生出其他的心事。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的国家，譬如从人数上讲，并不比弹丸之地的香港多。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可以造成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以及危险的期望，削弱使这个王国结合在一起的纽带。
沙特人也不愿意让更高的油价干预和破坏他们在阿以冲突方面的目标或者使之复杂化。而且他们担心高油价对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因为这种不稳定到时候可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七十年代中期，欧洲的经济困难似乎使政府为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尤其在意大利是如此，而且共产党人在欧洲地中海沿岸掌权的前景使沙特政府深为不安，沙特政府对苏联阴谋包围中东已经非常害怕。
利雅得还有另一个心事，那就是伊朗。他们深信伊朗国王竭力提高油价目光过于短浅，过于为他的野心所驱驶。进一步提高油价只会使伊朗更有钱有势力，使它能购买更多的军火，从而改变战略的均势并鼓励伊朗国王在海湾称霸。沙特人间，美国人为什么对伊朗国王那么着迷?1975年8 月美国驻利雅得大使向华盛顿汇报说，扎基。
亚马尼说过，“伊朗和美国永恒友谊的谈论使他和其他沙特人恶心。他们知道，伊朗国王是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的心态非常不稳定，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观察力就有问题。”亚马尼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离开舞台，我们也可能在德黑兰遇到一个暴力的反美政权。”
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多种多样原因，沙特人在欧佩克的屡次会议上有目的地、强有力地推行他们反对进一步提价的方针。他们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有一个时期甚至迫使欧佩克接受两种不同的油价：沙特人和他们的盟友阿联酋一种较低的油价，其他十一个成员国一种较高的油价，当其他石油输出国寻求提高油价的理由时，持反对意见的沙特人会提高产量，设法削弱市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安地发现，他们可维持的生产能力并不像他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
